国际战略格局包括主要大国(含大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关系组合，其对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出现了冷战结束后最深刻与最快速的演变，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与美国的霸权受到削弱，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影响力与主动权日益增强，多极化进入加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这一轮金融危机加剧了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2008年9月中旬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随即蔓延至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西方大国经济首先遭受重创，至今仍未摆脱危机。多方信息显示，美国家庭财富大幅缩水，政府财政赤字猛增致使债台高筑，加之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久拖不决，“反恐”旷日持久，奥巴马“变革新政”与“巧实力”外交难以彻底扭转美国战略困境。欧盟逐步沦为金融危机“第二波”的“重灾区”，日本公共债务惊人、国际地位下滑。

　　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深陷金融危机形成鲜明对照，新兴大国虽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均能较快走出危机，经济复苏势头总体上比较强劲。

　　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程，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与“一超独霸”格局“量变”加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由于对外扩张过度与对内透支消费、放松经济监管，致使金融危机爆发、内外交困、软硬实力均遭重创，其“一超”优势地位明显下滑。

　　“多强”则有显著分化：欧盟因为扩容过快而“消化不良”，经济增长缓慢，政策取向更加“内向”；日本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外交方向陷入“迷惘”；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呈现群体性平稳崛起。中国坚持科学与和平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更加举足轻重；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经济增长总体向好，加快推进政治与军事大国战略；俄罗斯充分发挥军事、能源、地缘与外交谋略优势，充分利用西方大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不断增强对外战略主动性与进取性，力图重振“雄风”；巴西在金融危机之中“脱颖而出”，经济潜力巨大，借助斡旋伊朗核问题等国际与地区热点扩大外交话语权。

　　由此可见，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美国“一超”在“9·11”之后图谋“单极霸权”未能得逞，但仍然维持住“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一超”与“多强”之间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了明显改观，“多强”整体实力上升、影响力扩大，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多强”自身的变化尤其突出，不仅成员增加，主要包括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六强，而且彼此排序在变，日本后退、新兴大国在前进。

　　简言之，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虽然尚未发生“质变”，但却有了重要的“量变”，当今格局可称之为“一超(美国)六强(欧盟、中、俄、日、印、巴)”格局，其中，“金砖四国”等新兴大国群雄并起，联手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

　　更进一步地看，国际战略格局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快演变，不仅体现在多极化进程明显加速，而且还表现为大国力量对比的“多层化”。经过冷战结束后近20年的发展，以GDP为基础，兼顾软硬实力，结合各自历史地位、当前与未来发展趋势，可以将当今“一超六强”的国际战略格局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

　　美国作为“一超”仍处于总体遥遥领先的第一层次；“六强”中的欧盟、中国、俄罗斯可谓“前三强”，处于第二层次，“前三强”各有千秋，欧盟整体经济规模巨大与软实力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俄罗斯资源丰富、核武库庞大与外交手腕“不简单”；“六强”中的日本、印度、巴西可谓“后三强”，处于第三层次，“后三强”各有所长，日本主要是经济科技实力强，印度在于人口庞大、文化悠久、经济增长迅速、地缘战略价值重要，巴西在于资源充沛、发展前景较好。而“后三强”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政治影响力偏弱。因此，又可将当今“一超六强”格局“数字化”为“1-3-3”格局，其发展态势是多极化加快，其远景则是多极格局。

　　对于这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来自中国决策层的判断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

　　面对金融危机引发国际格局深刻变迁，作为“一超”的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多极化不可阻挡，遂加紧调整对外战略，力图顺势借势、趋利避害，一方面承认自身实力的局限与重点利用借助新兴大国，一方面扬长避短运用自身实力和对新兴大国“分而制之”，以求“无限期”把持“一超”地位，奥巴马政府新近出炉的《国家安全战略》可资佐证。(陈向阳/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