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信不立，同样，一旦政府缺乏诚信、丧失公信力，就会变成“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云南孟连事件中云南省一位领导语)。

　　捂盖子：“保位”官员事到临头的“救命稻草”

　　“瞒”，这一过去多发于安全事故多发领域的治理“恶疾”，时下正成为许多官员处理公共事件的施政“要诀”。

　　在造成35人丧生的河北李家洼煤矿井下非法采矿炸药爆炸事故中，李家洼煤矿长期无证非法生产，且事故发生后私自销毁尸体和事故现场，矿主和县乡政府有关干部串通瞒报事故长达2个月之久，目前已有25名党政干部被处理。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和石家庄政府有关领导受到责任追究，是因为他们分别长达8个月和38天“没有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前不久湖南省委决定免去滕万翠湖南湘西自治州委常委、委员职务。滕万翠在向有关调查组说明湘西吉首部分企业非法集资问题时，有严重的故意瞒报行为。

　　对上千方百计瞒报，对公众质询“打太极”，对媒体许以好处“戴口罩”。在京城许多厉行舆论监督的媒体驻地，长期活跃着两种人：一是民间上访的，二是地方政府“公关”的。这种捂盖子行为是一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的极端表现。

　　管窥官员日常办事之“门道”

　　“政府讲话不算数”、“政府欠债不还”、“招商时千好万好，落户后雁过拔毛”，这是人们经常听到的抱怨。除了一些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瞒报、推诿责任等不诚信行为，对政府公信力的漠视，更经常、大量地体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日常行为”中。

　　——招商乱开“支票”，信口承诺。一些领导或招商部门为吸引投资者，对土地、税收、水电费等给予优惠，实际上这种优惠条件往往与政策、法律相悖，难以兑现，在投资者眼里变成了政府说话不算数。

　　——政务不透明，办事“看人下菜碟”。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虽然也搞办事程序公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正常渠道办事仍然此路不通，各种“潜规则”盛行，办不成事“天公地道”，办成事则是部门或个人的“恩赐”，政府的公信力被私人“交情”异化。

　　——新官不理旧政，“开来不继往”。有的官员新到任，喜欢独辟蹊径，另行一套，以示思路创新，启后不承先，对于遗留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导致中心工作随领导职务或注意力改变而改变的现象，失信于社会。

　　——“运动式”执法，动辄“一刀切”。2008年“十一”前，广西北海市珠海老街的商户欢欢喜喜装点门面，想趁黄金周做一把生意，但客人未到“厄运”先到：辖区消防大队下发一纸禁令：经营场所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责令停业整改。据了解，此番禁令是按上级指示采取的统一行动。一些经营者质疑：100多年前建成的老街，根本不可能满足现在对建筑物的消防要求，能否从实际出发，允许各经营户配备室内灭火装备来防范？这种“一刀切”管理，表面看来有声势，实际是政府不依法管理、缺乏诚信的表现。

　　公开·监督

　　守卫政府“诚信生命线”

　　公信力是以社会管理为己任的政府的生命线，也是“诚信政府”的核心。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瞒报生产事故的事件愈演愈烈，甚至达到公然撒谎造假的程度，丧失了基本的公信力。在种种恶劣的瞒报事故背后，有的是因为官员与经营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隐瞒包庇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有的是害怕被追究责任，心存侥幸瞒天过海保住乌纱帽。一言以蔽之，官员瞒报的动机，都缘于将个人利益置于政府的诚信之上，将政府公信力置之度外。

　　与“保位”压力之下的瞒报相比，一些官员在日常执政中热衷玩弄权术，为害尤烈。一些官员政治素质低下，不修官德，将群众视为愚氓阿斗，以忽悠为长，以搪塞为计，言而无信，欺上瞒下，构成对政府诚信的严重损害。一些部门小集团利益至上，好处本部门享有，失信后果推由政府负责，导致政府诚信丧失，形象受损。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核心，夯实政府诚信之基，必须在公开政府信息的同时，敞开外部监督之门。对此，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更富于自曝“家丑”、激浊扬清的勇气。黑龙江省“诚信龙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不久前首次曝光两起基层政府失信案件：一是双城市单城镇政府越权出让土地，并在明知办理的是假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发放给当事人；二是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东富派出所滥用职权强行扣留张秀丽购买的两套价值30万元的生产设备长达4年，并在当事人上访过程中上下其手隐瞒事实，导致上级机关作出错误决策。黑龙江省“诚信龙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伍振义说，这是黑龙江省首次曝光政府失信案件。此前，黑龙江省已经开展了5次失信曝光活动，共曝光失信企业36家。

　　预估敏感政务“公共性”

　　确保真相跑在传言前

　　一条寥寥数十字的短信，十数天内便在全国演绎一场空前的“柑橘之灾”：鲜果乏人问津，果农、果贩欲哭无泪，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国人对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的不信任。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对信息公开的责任。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难点在于面对网络、短信等现代化传播工具，厘清哪些信息可能引发公众恐慌、愤怒情绪，如何及时将掌握的信息向公众发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在柑橘大实蝇风波中，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实场检查、内部上报、发布公告、采取防控措施等，一件也没有耽误，却都没有变成向社会传递的信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共事件”。而那些内部接到报告的上级部门，也缺乏对事件“公共性”的认识。 一边是政府“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一边是造成社会恐慌的信息飞快传播，两者互不交集，使得传言跑到真相的前面。

　　一个基本判断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在这种背景下，各级政府务必增强“公共意识”，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公众关注度”要有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媒体，特别是网络、短信等新兴媒体发布权威信息。这类信息不能等到有最终结果才发布，而应随着事态发展和工作开展不断披露，使公众第一时间得以从权威途径了解实情。只有这样，才能使真相跑在传言前面，树立政府公信力。(梁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