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出评论说,自2010年开始,中国外交将进入一段盘整期。2010年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似乎部分印证了这一点。
文章摘编如下:
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外交将进入一段盘整期。内外形势的发展似乎部分印证了这一点。本文仅就外交今年的际遇和未来挑战,做一些整理和点评。
今年年初开始,中国周边形势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伴随其中的,还有对贸易、汇率问题等展开的持续角逐。
整整一年的周边外交似乎有几个特点:东亚地区安全结构中原有的“火药桶”往往以突如其来的方式爆发,而且看似孤立,实则互有关联;几乎所有危机的背后,都有另一个大国的清晰影子。
今年的一系列周边情势看似偶然,其实带有相当的必然性。它们均来源于东亚战略格局的深层结构;其爆发虽然偶然,但形成、演变却为必然。而对中国来说,既然问题突然集中爆发,倒不如索性来个通盘反思,以此为未来几年乃至十年的战略从容奠定基础。
今天的东亚战略格局有两个清晰的特征,一是中国崛起,二是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一地区所有安全局势的错综复杂和应对之道,都离不开对这两个因素的分析。
但跳出现象看本质,对中国的战略取向来说,万变不离其宗,需要直面和思考的有三个问题:一、如何准确定位中国高速发展期的对外战略取向?二、如何系统梳理中国周边众多结构性问题,并按照中国的战略取向重新排列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三、如何准确分析“美国因素”及其对中国的阶段性作用?
以此眼光来看,中国未来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应继续寻求与国际社会的良性磨合,为中国未来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机遇。当然,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间有些矛盾和压力并不以中国的良好愿望为转移,但中国如何对此进行分析、定位、应对和化解,十分考验自身底气和战略格局。
一个日益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评估“美国因素”。首先,从地区大的战略格局上说,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是两个不争的事实。从人类大智慧的角度看,中美应当有信心和能力创造出两者走向基本兼容的崭新模式。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特征,以及双方均以对方策略来决定自身策略的种种特点,都为新模式的孕育和诞生至少提供了客观土壤。
其次,从现实层面上看,对“美国因素”的评估,也离不开对中国周边战略议题的梳理和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列。既然周边所有冲突都离不开“美国因素”,既然中美正在经历探索双方基本兼容的“成长的烦恼”,那么对周边具体冲突议题的具体分析,也就带上了一定的战略色彩。
当然,一个民族在实力上升期,似有其内核十分合理的自信心上升现象。然而,民族实力上升期的转型过程,往往也是需要头脑清醒,并强化战略协调的时期。
2010年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亮点,是取得了对欧外交的重大突破。中国领导人的法德之旅,以及英国首相在20国峰会前的北京之行,尤其是其间双方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战略潜台词,无不凸显了中欧领导人已开始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中欧关系是中美关系之外另一根重要的全球性平衡杠杆。在这一框架下,如何对中欧之间的双边议题进行梳理和重新排列组合,中欧双方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未来不但应持续下去,而且还应为中美关系树立可资参考的典范。 (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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