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让美国人多了解亚洲

　　中新网1月2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出专访文章，专访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傅高义是曾经在1970年代末出版风靡一时的专著《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社会学学者。自2000年以来，傅高义在准备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他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亚洲的情况”。

　　文章摘编如下：

　　傅高义，这位曾经在1970年代末出版风靡一时的专著《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社会学学者，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做博士后研究时，原本只是以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家庭为访问对象，研究失常家庭孩子的精神状况。

　　结果，他的导师认为他太过偏狭，鼓励他踏出美国国土。1958年，他带着妻子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到日本做研究。1960年他回到美国后，在耶鲁大学待了几年，再回到哈佛，开始学习汉语和历史，之后对广东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2年，他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长。此后，他游刃于美、中、日三国的历史与现实当中，在他的80年里，同样也成了世界另一端的知识桥梁筑建者。　　自2000年退休以来，傅高义教授在准备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做有关的田野调查，收集和阅读大量的资料。他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让美国人多了解亚洲的情况”。他说，就像当年写《日本第一》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基本的亚洲情况一样，写邓小平的读者对象也是美国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举足轻重，而中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邓小平发挥的作用有关，因为1978至1992年是中国的关键时期，他希望通过写邓小平，让美国人了解他，也了解中国。

　　“美国人对人物有兴趣，否则如果太抽象，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会想看……虽然我是用学术的标准来写，但我的写法不是为了学者而作，是为了普通的知识分子。”

　　他指出，1979年《时代》周刊选择邓小平为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利用市场，学习西方的做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一样的。”

　　“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傅高义总结邓小平采取的对外关系，很重要的是围绕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路，因此他提出要韬光养晦，“因为中国需要比较和平的环境”。

　　在傅高义看来，不论是同日本或同美国的关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说，邓小平在1973年恢复工作后，接见的日本人最多，包括不同政党的代表团等，加上有廖承志的帮助，他非常了解日本的情况，也认为日本会给中国四个现代化很大的帮助。

　　傅高义像讲故事一样叙述历史，并且着重细节。他说，1978年邓小平访日非常成功，看了很多企业，包括参观日产汽车厂、看铁矿厂等。他着眼大事，也不忽略与人的关系，比如在中国官员干部为领导人面对自由世界的媒体而担心时，邓小平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坦率自然地回复给日本记者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在酒店看到有新人结婚，主动去祝贺，并且与新人合影，使中国领导人看起来极具亲和力。

　　“日本人觉得他是可以接触的，之后很多日本公司对中国提供了很多帮助。”

　　中日都有“不够”

　　从眼前回望当时密切友好的中日关系，傅高义说，他在日本时批评日本，尽管他们的课本基本承认二战的情况，但是“谈得不够深入”。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也觉得双边关系不应该只停留在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应该多交流文化，因此当时中国大量的引进了日本电影、电视节目、日本小说等。

　　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是看重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傅高义指出，1978年当美国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Frank Press)到北京和邓小平会谈，邓小平提出送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的要求，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不顾当时美国时间正是凌晨三点钟，即刻打电话向正在睡觉的卡特总统请示。

　　对于目前的中美关系，傅高义教授从长期结构性的改变进行分析，他将过去的中国比喻为一个公司，跟外国本来没有关系，因此只有一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专门处理对外关系，但随着公司与外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全面跟外国有关系，本来非常了解外国的部门已经控制不了公司的事。当中国国内不同的机构，包括研究中心都越来越强大时，大家都有自己的管道，也有自己的意见。

　　“李资政很了解邓小平”

　　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除了和时任总理的内阁资政李光耀讨论国际形势外，也到裕廊镇和建屋发展局参观，听取汇报。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深圳谈话时，他说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并特别点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此后许多中国官员被派到新加坡培训。

　　李资政后来多次公开谈到邓小平那次访问新加坡的影响。他当时也告诉邓小平，没什么新加坡做得到的事情中国做不到，或者做得更好。而去年，在新中建交20周年之际，新加坡河畔竖起邓小平的纪念碑。(李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