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2日电 香港《文汇报》12日刊出评论说，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崛起，公共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向国际社会更好地解释本国立场，提升本国形象，从而达到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和阻力。从策略上说，最佳的公共外交不是由政府直接出面，而是诉诸民间团体；从方法上，针对西方世界的公共外交应抓住人性的部分，在人性的基础上展开沟通和对话。
文章摘编如下：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崛起，在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实务外交之外，公共外交也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向国际社会更好地解释本国的立场，提升本国的形象，从而达到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和阻力，最大程度地争取构建一个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去年的“两会”在公共外交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人们期待今年“两会”在这方面有一个新的提升。
春节过后，每年一次的全国“两会”又即将来临。去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外长和总理先后在记者会上就最近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的“中国外交傲慢论”做了响应，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和观点。与此同时，“两会”期间，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公共外交通讯》第一期也正式出版，全国政协委员几乎人手一册。今年“两会”的公共外交工作，依然令人期待。
公共外交：不是政治斗争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日益崛起，在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实务外交之外，公共外交也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公共外交，就是向国际社会更好地解释本国的立场，提升本国的形象，从而达到化解国际社会的疑虑和阻力，最大程度地争取构建一个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实务外交相比，公共外交等于是国家的对外公关事业；但与实务外交相比，公共外交又有着一系列相关而又不同的特点；其归纳起来是：
首先，对象不同。虽然实务外交也日益显示其全方位的特点，但主要还是以国际社会的政界、企业界、文化界、军界为主要诉诸对象。换言之，实务外交针对的基本上是对某一国家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其精英阶层。但公共外交首先诉诸的应该是某一国家的民间社会，亦即对其决策或精英阶层具有潜在影响力的广大民众。
其次，手段不同。如果说，实务外交在中国迅速发展期需要处理的是每天在实际层面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政治纠纷、贸易冲突、战略敌意、突发事件等，其主要手段每每以政治斗争为主，那么公共外交处理的则是作为上述种种矛盾之基础的某一国家的民间认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显然不是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甚至完全不应是公共外交的手段，而应代之以与某一国家民意的沟通。
换言之，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说化解来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意、猜疑、误解或不安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之一，那么实务外交与公共外交所承担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实务外交可能须以斗争为主，其载体和诉诸对象首先是双方政府及其立场；而公共外交则须以沟通为主，其载体首先是双方民间及其认知。
而要做到这样的从对象、功能到方式和风格上的区分，首先就要求人们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种种情绪做逻辑、细致的分析，亦即用中国传统政治语言来说，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思想对话 高屋建瓴
就一般政治层面而言，人们近几年从西方政界感受到的，似乎更多是战略猜疑乃至敌意(虽然其间也还需要做许多细致的分析)；但这只是中西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作为西方对华猜疑和敌意的社会基础，西方民间对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其实充满了疑虑、不安和焦虑。但这种心理失衡首先不是敌意，而是人性、自然的反应。
从过去500年乃至1000年人类历史的纵向来看，中国崛起是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带来重大冲击的事件。过去千年，以500年前的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败为标志，东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现了大换位。如果说，500年前西方崛起、东方衰败是过去千年东西方秩序的首次调适，那么当历史进入21世纪，当中国崛起在过去几十乃至百余年日本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基础上开始发生时，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东西方秩序再次调适的新阶段。
当然，这个调适的进程才刚刚展开，其更为深层的效应和意义将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数百年得以清晰化。与相对表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适相比，东西方心理秩序的调适是一个更为深层和微妙的进程；前者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方式，往往会受到后者的不自觉影响和掌控。在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环节，客观审视和理性梳理东西方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及其导致的双方心理秩序的现时状态，就显得十分重要和有意义。
抓住人性，重视媒体和知识界
这当然是一个思想史的话题，听上去相对比较抽象和空泛。但无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还是从中国化解西方疑虑和敌意的角度，中西方思想对话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高度，也应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制高点。有了这一制高点的高屋建瓴，人们才能从策略层面上有更多的思考和策划。
从策略上说，最佳的公共外交不是由政府直接出面，而是诉诸民间团体；从方法上，针对西方世界的公共外交应抓住人性的部分，在人性的基础上展开沟通和对话。在这方面，须十分重视对西方民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识界和媒体，针对一些西方媒体大牌专栏作家、西方知识界代表人物的工作宜在有策略的基础上系统地展开。
但这些工作绝非传统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须选择国内学术、思想界和媒体界的有代表性的人士与之展开具有思想高度的沟通；所谓的对话也绝非站在自身立场上的各说各话，而是站在人类共同精神和思想屋顶上的对话。(邱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