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宽容与悲悯

　　鲁迅与傅东华交往不多也不深。一九三三年七月，傅东华在自己编辑的《文学》月刊上登文对鲁迅进行了莫名且无端的攻击，以至鲁迅气愤地作了《给文学社信》一文，要求在《文学》上发表，并宣布退出文学社。鲁迅日记中，关于傅东华的记载仅有十次，除一九三○年因一书店请客，他们被邀出席外，其余九次都在一九三五年，七次为傅东华寄信，一次为鲁迅回信。遗憾的是，他们之间有限的书信似乎至今未曾发现，无法使我们对他们的交往增加多些的了解。

　　一九三五年，鲁迅日记关于他与傅东华的唯一一次直接交往，在九月十日，“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遂邀河清来寓夜饭。”

　　读过不少关于鲁迅的资料，而傅东华回忆鲁迅的文章只读到过一篇。文章写在鲁迅去世不久，文中除表示哀悼外，主要也是叙述了为其子求医这件事。一九三五年秋的一天，傅东华的儿子因持续高烧被学校送回家。看过几个大夫才确诊是伤寒，非住院不可医。于是，有人建议去住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因为，鲁迅与院长是熟人，便决定向鲁迅求助。傅东华在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表示关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医生远道到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伤寒在当时是很可怕的疾病，学过医的鲁迅自然更清楚。他以五十五岁多病的身体亲自往返于医院和病人家里，除了表现出他的热心，应该更表示出他的担心。

　　傅东华的叙述表达了他内心的感动，而从鲁迅的日记中倒是更可以品味出先生的宽容和悲悯。那天下午，傅东华由河清，即鲁迅的好友黄源陪同，来到鲁迅常去的内山书店。到了书店傅东华“待于”门外，而由黄源进屋代为向鲁迅求助，可见他与鲁迅的关系一直颇为生疏，而且由于几年前的事，傅东华还心存芥蒂，不知自己的请求是否能被答应。但为了命悬一线的儿子只能忐忑地在门外等待鲁迅的态度。鲁迅不但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带领他一起完成了请大夫、联系医院等一切事宜。从傅东华文中的三个“亲自”可见他对鲁迅深深的感激。他没想到鲁迅会如此真诚地帮助自己，当他正陷入可能失去儿子的恐慌之中时，鲁迅这种不计前嫌的宽容，真是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鲁迅的宽容可能源于他对生命的悲悯。他的内心对于生命始终怀有一种无限的悲悯，特别是对于年轻的生命，这种情怀也一直充溢在他的文字中。青年和孩子的死亡，总会激起他锥心的哀痛。不知这是否与他青少年时所经历的苦难及失去一双年幼的弟妹有关。他的小说《在酒楼上》，关于给弟弟移葬的描述就充满忧郁和哀伤。而在“三一八”、“四一二”及龙华惨案等等事件中死去的青年，也总令鲁迅万分痛心。

　　傅东华的文中说，儿子病愈后，他曾给鲁迅写过一封信，在感谢之余，还表达了希望登门拜谢的心愿，但鲁迅并未回信。以至一年后，傅东华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对此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从朋友的角度说，接受一下谢意，并非就表示自己很在意别人的答谢。鲁迅对朋友其实是很随意的，陪同傅东华为他的孩子办理住院手续后，“遂邀河清来寓夜饭”。一道回来，也就就便邀请到家里吃顿便饭，可见鲁迅对朋友是很平易，且不拘礼节的。他拒绝傅东华，真的表明他并未将傅东华当朋友。这倒说明了鲁迅的个性和原则：对人可以宽容；对生命可以悲悯；思想上的分歧却绝不会让步，且以此分出疏密，因此，帮忙完了也就不想再有其它纠缠。但傅东华无法理解鲁迅的胸怀，他在文中写道：“鲁迅先生对于我本人，我自己明白，是憎的成分居多，或许只有憎也说不定；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他决不憎我而连带憎及我的儿子。”真是言重了，傅东华倒是在以往的芥蒂上又加了新的芥蒂。这却更显示了鲁迅的胸怀，他的宽容和悲悯真是许多人所不及的。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