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7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17日刊文说,我们的社会是否失去了信任感?末日预言现身,担忧占据了文化想象,信任机制的断裂。它向人类发出警语:恐惧文化的一个不幸后果,是任何问题都可能转变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恐惧文化使人我间变得陌生,助长怀疑担忧,难以建构互信。
文章摘编如下:
五一一世界末日预言引发恐惧心绪。恐惧是古老的情绪。尽管科技日新月异,恐惧仍如影随形。以生物观点而言,恐惧是人类的理性设计,是存活的提醒机制,适当的恐惧可以保全人类,是一种演化论的后果。从社会学习而言,恐惧也可能是模仿观察而来,就如同制约反应而言,都是一种行为连结。当然,恐惧也可能是不当的认知解释后果,过度的灾难化预期,容易引起孵化反应,无形中益加放大担忧和恐怖。
社会学家纪登斯指出,“前现代”时期,人类以命运解释危险,其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满了恐惧感。进入“现代性”社会,风险的概念代替了运气,“一切依归如常”是信任与本体性安全得以稳固的基本要素。但当安全信任破裂之际,也就酝酿了恐惧温床,让担忧如震源区,震荡不断而日益扩大。
我们的社会,是否失去了信任感?
其实,不同的时代产造差异的经验,惊吓反应是当代的显著经验。因为当代人类面临更多难以理解的刺激,这些刺激逐渐变成创伤的震撼,打破存活的保护盾牌,创伤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映射出心理上、存在上或灵性上的受苦状态。文明社会的理性技术进步主义,向来是人们守护的功能性意义。若文明化的骄傲成果就在于达到理性目标,以为凡事都是可以思考的理性状态,那灾厄谜样的存在作为一种无以思索的幽灵,正沾染了文明社会的理性思维假象。
台湾面对震灾、SARS、H1N1、核灾和水患的威胁,难免产生恐惧感。但恐惧力量的吊诡,不在于它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感受,而在于它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感觉。正因为它的微不足道却又无所不在,我们总是未能正视它;而藉由这些末世预言的现身,才又回过神知悉我们本来就在风险体系里。
如果说原始社会恐惧的根源,是来自对超自然秘思力量的无知,当代社会恐惧的因由,可说来自对安全秩序过度信任的信仰系统动摇,却又尚未重构替代性体系的缘故。“希望”的质素是对威胁的一种回应,是未来性导向的信念,无论当下是如何地破裂,希望总是预示更美好的未来。希望的愿景,根源于基本的本体信任。
因此,从社会处境来看,信任机制的断裂,担忧占据了文化想象。它向人类发出如此警语:恐惧文化的一个不幸后果,是任何问题都可能转变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恐惧文化使人我间变得陌生,助长怀疑担忧,难以建构互信。面对恐惧焦虑氛围更需重建互助合作、同理共感和希望工程的信任文化。(林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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