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2日电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1日刊出社论说，《世界新闻报》拥有“天使与魔鬼”的性质，一方面它靠卧底记者揭发犯罪与丑闻，一方面经常不择手段或窃听他人手机以挖掘新闻内幕，通过不断冲撞道德红线来谋取私利。《世界新闻报》此次是因为窃听而动摇了百年基业，以已浮现的诸般事实看来，显示媒体窃听之明目张胆已至何种程度，这恐怕更值得我们关注。
文章摘编如下：
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领导的新闻国际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上周日出版最后一期停刊版，在封面头版写下“谢谢，再见”，向数百万读者告别，为这份拥有168年历史的报纸，划下休止符。
《世界新闻报》此次是因为窃听而动摇了百年基业，其实《世界新闻报》搞窃听已行之有年，但直到窃听命案女学生的手机东窗事发，商家纷纷表态抽回广告，成了压垮默多克这棵摇钱树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现在各方注意的焦点已转移到英国首相署官员有无涉案，或是牵涉其它隐情，但此属检调单位所应查明的部分，非外界所能判断。不过，即使只以已浮现的诸般事实看来，此案显示媒体窃听之明目张胆已至何种程度，这恐怕更值得我们关注。
窃听之所以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当然和电信科技在近20年的快速发展有直接关系。截听电讯的技术已经愈来愈简单、便宜而普及，加上电信产品在生活中的运用不断扩张，从私人通讯、商业交易、学术研究、政府公务乃至新闻报导，各行各业对其依赖的程度可说与日俱增。凡此因素交互作用，使得未经同意的截听行为、也就是窃听很自然的发生，而且变得防不胜防。“小虫子”问题不能再视为个人问题，也非一般人学一点反制措施就足以应对。事实上，窃听已经造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纠葛，扩大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整个社会已经为此付出极大的无形成本，而随着《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的爆发，或许仅是西方媒体窃听的冰山一角，看来这种社会成本还会快速增加。
但现在要限制相关电信产品的使用，既不符合社会需要，恐怕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只有从法律制度面，设法有效防制不当的窃听。
严格说来，现行法律体系中虽没有专就窃听加以规范的法条，但在法理解释上，窃听的不法性仍不难认定。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现行法要用来规范窃听时，总是短少了一些东西，以致很难期待它能发挥吓阻的效果。
以英国的刑法来说，透过对电信器材的管制，可对窃听工具的违法使用处以重责，例如2006年一通威廉王子私人电话内容，竟见诸《世界新闻报》的报道，导致一名编辑被判刑，此后虽然陆续传出有演艺名人和政要遭窃听，但该报坚称事件只是个别采编人员走歪路，警方也放弃再追查。一般搞窃听的“工程人员”多为老手，常常还和电信单位有私下的交情，不太容易被逮着，即使抓到，雇主也未必可以共犯论罪。此一漏洞只有靠通讯监察法来弥补。
《世界新闻报》拥有“天使与魔鬼”的性质，一方面它在去年靠卧底记者揭发巴基斯坦国际板球员涉嫌打假球的报道，为该报夺得英国报业的独家新闻奖，一方面则将报纸从报道犯罪与丑闻，变成制造犯罪与丑闻的工具。一如其它以丑闻或八卦新闻来刺激销路的媒体一样，《世界新闻报》经常不择手段或窃听他人手机以挖掘新闻内幕，通过不断冲撞道德红线来谋取私利。
最“经典之作”应该是在1994年，《世界新闻报》为准备访问黛安娜王妃前男友休伊特，聘请专人事前在酒店房间遍装窃听工具；此外，《世界新闻报》为求取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王储传记独家连载内容，更曾假扮清洁工人潜入对手报馆，待报纸开印后抢走一份，并将内容实时转载，可见《世界新闻报》的恶行已到极其卑劣不堪的地步！
目前《世界新闻报》虽已停刊，不过伦敦警方透露，已知有4千多人的政要名流手机被《世界新闻报》记者入侵，这些记者可能转至其它报社服务，看来另一波更怵目惊心的抓粪大战将开始，抢夺《世界新闻报》留下的市场。
由上述分析可知，现行法律对于日益猖獗的窃听行为，并非放任不管，但迄今仍未能针对它发挥有效打击的功能。许多国家都把重点放在对国家监听活动的规定上，而忽略了社会监听活动的严重性。默多克旗下还有多少颗未爆弹不得而知，对这位媒体传奇人物而言，要他痛觉事态严重，恐怕还等更严重的纰漏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