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理发”

    小时候头发一直是由母亲剪的，母亲不仅会剪头发，而且也会推理。但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让母亲剪头发，而是到街上理发店里去让李大发剃头了。

    街上有两家理发店，李大发的理发店在街北头，另外一家理发店在街南头。街北头离我家近，所以到街上理发通常是在李大发这里。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大发给我剃头的时候嘴里总爱唠叨个不停，说是我的头太大了，收一毛钱亏本钱。我那时候也不清楚什么叫本钱，但知道李大发给我剃头心里不是太乐意。不过后来还是到他的理发店剃头，剃完了也还是付一毛钱，也没见他拒绝。直到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们剃头都收二毛钱了，李大发才开始收我二毛钱。

    那时候好像剃头也简单，基本上没有发型要求，就是寸头，又叫小平头。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让李大发给我头发稍微留长一点，没想到遭到他一顿奚落，说是学生不好好读书，心思用在头发上，将来如何如何等等。李大发的嗓门在街上是出了名的大，说话的声音半条街都听得见，所以可以想象当时我的难堪。但我也没有因此而记恨李大发。

    从小学到高中，发型都没什么变化。但到武汉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知道中分边分了。那时候大学生中时兴留长发，家长又不在身边，一个个基本上是比着谁的头发长，甚至还一度时兴过谁的头发更长时间不洗。印象中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有几位同学送给我的照片上依然是披头四式的发型，八十年代中期的发型时尚由此亦可见一斑。

    随着头发越留越长，剃头的价钱也越涨越高。等到我从上海迁来杭州工作的时候，到理发店里剃一次头，已经需要二十元了，这个价格是当初李大发找我要的一次剃头钱的一百倍。我的一位大学时代的老师，后来到澳洲求学，毕业后在香港工作，另在上海等地也开有办事处。每次来上海，他都会抽时间到上海交通大学后门口一条巷子里的一家理发铺里剪头发。他说在香港理一次头发最少需要一百多元，怎么想都觉得太贵了。

    我基本上认同他的观点，所以那种剪一次头发需要二十元钱的美发店我也很少去，去得最多的，还是校区里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师傅家在衢州，说的话基本上听不懂，所以不少时候基本上是各说各的。上次去理发的时候，听他说理发店已经不大好再开下去了，一来因为校区一半学生去了新校区，学生少了，生意也冷清了不少；二来现在的学生们不大喜欢他这种老式理发店，椅子理发工具等都是老式的，甚至理发店里的空气都是老式的──一台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年的收音机，一直不停地咿咿呀呀──来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少了，尽管这里理一次发只收费三元。

    我还是坚持到这家理发店去剃头，虽然这并不是离我家最近的理发店。到店里来的也基本上是些老顾客，剃头的时候照例说说家常，而我留的发型，也还是小平头──转了一圈，发型还是回到当初。 

    有一次读美国当代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名字好像是《小心》，写的就是一个小镇上的理发店里的日常琐事，其实也不是什么琐事，就是几个老顾客与理发师之间的一些寻常对话。但我读完后却难以忘怀。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或许还会从中感觉到点什么。倘真能如此，或许那些正在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老式理发店，说不定还会在我们日益被外在的东西挤满了的心中稍微停留一下的，哪怕只是短暂的一会儿。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段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