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雷锋“相伴”的时光

　　我是在学雷锋活动中长大的一代人，“雷锋”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在三十年的生命时光里如影随形，他那“助人为乐”、“钉子精神”、“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等经典事迹伴随着我成长的全过程，对价值观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自1973年念小学开始，“雷锋”这个名字就从课堂上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那时，学雷锋是全社会的热潮，我们人手一本《雷锋的故事》，“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探家送不认识路的老大娘回家、将自己的火车票送给丢了火车票的山东妇女等事迹，每个同学都能如数家珍般说上一串。而《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也早已耳熟能详，学校大操场上的大喇叭里、家里的收音机里，甚至满大街到处飘着的都是这激昂、振奋的旋律。

　　小学时期的学雷锋以“好人好事”为主。我们根据老师要求按各自家庭住址，就近自由组合成立了学雷锋小组。每天下午放学后，按小组共同完成当天作业，然后就满腔热情、想方设法地“做好事”，所做的“好事”第二天由组长向老师汇报。那时候，组与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比谁做的好事多。年幼的我们为了多做好事绞尽脑汁。在大街上看到板车，冲上去就使劲推，哪怕这板车上什么也没有。我们瞪大着眼睛扫视路两侧，眼巴巴地盼着有爷爷奶奶过马路，我们好奔过去搀扶。同时，目光还得时刻不忘向地面作地毯式的搜寻，指望着能捡到一分钱或两分钱，能交给警察叔叔。

　　那时，全校学生、甚至全社会都争先恐后地“做好事”，而可供我们做的“好事”并非俯拾皆是，我们每天都为如何能做到“好事”而真诚地苦恼着。好在，我们班有一对双胞胎男同学，他们的哥哥因患儿麻后遗症腿瘸了，进出都得坐轮椅，我们便理所当然地把学雷锋小组的活动地点定在他们家里，每天做完作业，不由分说地推着他们的哥哥在球场上转上几圈，这样，每天的“好事”统计就有了保底。

　　集体做的好事自然有组长去汇报，而受“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影响，我单独做的好事却不好意思张扬。譬如，我主动打扫班级卫生、帮成绩差的同学补习功课，替邻居奶奶去打开水、搬煤球等，每天挖空心思地也做了不少“好事”。晚上，在灯下，我认真地把自己当日所做的好事加上心得体会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满心期盼着有一天“无意间”被发现，好得到老师的隆重表扬。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日记迄今也没被任何人发现，日记本早不知所踪，而当初那份绵密的心思也早已随着漫长的岁月消散殆尽。

　　1981年入伍后，学雷锋做好事更成为常态，难度也更大，不仅要做有心人，更得足智多谋、身手敏捷，为能多做“好事”而生出的苦恼亦有增无减。往往，前一天晚上，扫帚、拖把、抹布等劳动工具早早被盯上、藏匿，次日早晨，看着别人挥舞着大扫把“刷刷刷”地扫操场，再看到已被抢着擦拭干净的桌面所残存的一丝水渍，真的是欲哭无泪。几乎每天都有懊恼，因为凡是我能想到的可以做的“好事”，早有人抢先一步。

　　譬如，想去帮大家打开水，一拎，宿舍里的暖水瓶已是满满的；洗完澡回来，刚喘口气，床下脸盆里换下来的衣服就失踪了，东找西找，直到被晾在阳台铁丝上才知道已经被别人洗干净了。周末，拆洗被子，刚把缝线拆完，转身去喝口水，被罩就被其它班同学抢走，夺都夺不回来。“学雷锋”将我们一个个逼迫得必须具备“智勇双全”、“眼疾手快”，才不至于败下阵来。

　　1982年，“学雷锋”中最愉快的记忆就数照顾五保户潘大爷了。那时，我们全班有十个人，按规定，周日及假日外出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一次只能外出两个人，每次两小时，下午三点前必须全部回来参加点名。这样，一个周日，满打满算，班里最多只能出去六个人。那年，我们班成立了两个学雷锋小组，每组五人，我所在的这组在驻地安徽当涂县联系上了“五保户”潘大爷。孤苦伶仃的潘大爷已是古稀之年，无儿无女，住在一间破庙里，用灶台做饭。自从与潘大爷挂上钩之后，我们学雷锋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因为我们每到周日就以到潘大爷家里干活为理由，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地五个人同时外出，不仅能顺便逛街，还不必受时间限制，大伙儿那个开心啊，心里充满了对雷锋的由衷感激。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我们从伙房借来了三轮车，将平日在院子里拣的柴禾放到车上。我那时力大无穷，蹬着三轮车，车厢两侧一边坐着两个同学，中间堆着柴禾，风“呼呼”地掠过发梢，我们开心地在当涂大街上穿行，笑声、歌声洒了一路。一到潘大爷家里，按分工帮他拆洗被褥、打扫卫生，做饭，还给潘大爷带去麦乳精、奶粉等大家凑钱买的营养品。

　　那年，16岁的我们热情充沛。一次，我们小组决定给潘大爷“包饺子”改善伙食，全组集资用津贴费买来面粉、猪肉、白菜，我们在潘大爷家和面、剁肉、擀饺子皮，忙得不亦乐乎。第一批饺子包好了，负责煮饺子的潘玲玲已经将水烧开，她迫不及待地将饺子倒进“咕嘟咕嘟”翻滚着的沸水里，嘴里不住念叨着“看看熟了没有”，一会儿尝两个，一会儿又尝两个，结果，第一锅饺子竟然全被她“尝”光了，遭到我们的强烈“谴责”。此事已成为她的经典“把柄”，几十年后还被我们拿来调侃。

　　除了关心集体、热心助人、不求回报等雷锋精神的核心内容已经在长年的实践中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的自觉行为，雷锋的“钉子精神”也令我收益无穷。如果说小时候，同学们在学校包场的电影开映前都捧本书，假模假式地做出一副全神贯注状，算是雷锋“钉子精神”的高仿，而今，“钉子精神”我每天都在忠实地实践着。

　　雷锋日记里关于“钉子精神”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挤时间和珍惜利用零碎时间便成为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我的包里常年放著书与杂志，随身携带着，出差、开会、参加活动，哪怕只有十分钟空闲，我也会把书拿出来读上几行。就这样，许多的“边角料时间”都被我利用起来，天长日久，竟然也读了不少书，而“手不释卷”亦成为许多同行对我的印象。

　　有消息称，2月16日，雷锋故乡湖南长沙市决定将学雷锋活动作为全市各级官员年度考核依据。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雷锋”实质上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具象。如今，重学雷锋，是在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环境下，在对雷锋的认同与对社会风尚的反思之间，我们再用“雷锋”来考虑个人品行，用“雷锋精神”来推动社会道德的整体进步，并以此判断自己的价值归属。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陈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