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日本311大地震的三大教训再引深思

　　中新网4月1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9日刊出评论说，日本311大地震及地震引起的大海啸，发生至今已超过一年。对天灾有高度戒备而自豪的日本在治理、公共政策和组织上的长期问题，却似乎综合凸显了防震并未做好防备。过度自信核安全保障，安全监督决策是否到位，以及安全问题由谁负责，这三个教训依旧值得各国特别关注。

　　文章摘编如下：

　　对日本东北造成巨大破坏和人命伤亡的311大地震及地震引起的大海啸，发生至今已超过一年了。随后发生的，是人类使用民事用途核能上最大的灾难。

　　许多人对日本如何应对这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地震前和地震后——做出了详尽的分析，也从中探讨如何避免它所犯下的人为错误。许多国家，包括也面对天灾威胁并可能在考虑建立核电厂的亚细安成员国，可以从日本的惨痛经验吸取宝贵教训。对向来以对天灾有高度戒备而自豪的日本，治理、公共政策和组织上的长期问题，却似乎综合凸显了它其实并未做好防备，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311事件后，日本人才如梦初醒，发现许多他们苦心为防备天灾建立的“堡垒”，原来只是沙丘。回顾地震学完全没有预测到这场大地震的失败时，一名备受震撼的专家在日本地震学会最近的会议上说：“我们都被自己的一般常识蒙蔽了……”他可能一语道破了日本地震学家没有预测到这场大地震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有三个教训值得各国领导人和规划者特别关注。

　　311灾难后，“Soteigai”(日语，写成：“想定外”)，意即“超出了我们的估计”，成了在日本常听到的一个词。致命海啸的规模是“想定外”(“超出我们的估计”)；反应堆因丧失所有冷却能源而最终熔化是“想定外”；沟通脱节让政府高官不能有效处理危机也是“想定外”等。在灾难来袭前，人们似乎有一种假定，任何“想定外”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

　　日本自决定使用核能后，政府便展开全面的活动来宣传“核能是安全的”这种观念，并声称对可能发生的最糟情况都有万全准备。

　　尽管有过去原子弹的梦魇，人们还是很容易便被催眠和相信这种“安全神话”。他们深信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和三里岛(Three Miles Island)事件，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日本这个在科技发展、管理效率及责任感上都领先世界的国家。这傲慢的自信让日本电力公司拒绝发展专门用来应对核事故机器人的建议。福岛核事故后，在机器人开发上在全球居领先地位的日本，不得不向美国和法国进口这类机器人。

　　在311事件前，关键的安全准则，尤其是为核电厂设定的准则，是以“在财政和科技上可行”的这个方便标准来计算。换句话说，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制定准则，然后希望大自然会仁慈地遵守。一年前，大自然以最残酷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清楚地显示它没有义务服从人类的估计，也不懂得什么叫“永远不会发生”。

　　公共政策：推动还是管制？

　　核事故暴露了经营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在安全措施上根本不到位。尽管有管制核安全的严格条例，这间总裁有“成本杀手”绰号的私人公司，却被允许把削减成本当成比安全更重要的考量，并拒绝(包括来自公司本身的技术人员)对在安全上必要但昂贵投资的要求。

　　说句公道话，对一个私人企业来说，这可能是非常自然的行为。问题是，一个可能带来重大危险的核能公司，是否应该完全由以利润为导向的私人领域控制。人们可能会认为，政府条例可以管制这些私人企业。然而，这意外着政府有能够发挥功能的机构和能够有效监督核安全的决策。事实是否如此呢？

　　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Atomic Safety Commission)本应是个独立和有力的监督和管制组织。但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核事故发生后，它却不见踪影，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同大众传媒及人民沟通的唯一政府机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属下的原子能安全机构(Atomic Safety Agency)。因此，一般人的普遍印象是，负责核安全及处理核事故的只是原子能安全机构，而不是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然而，监督和管制核安全的这个机构，很明显的既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公正。因为经济产业省的主要工作正是推动核能产业。平心而论，机构怎么能在推动和捍卫核能产业的同时，又有效的监督和管制它？

　　除了政府，知道核能产业里不正当行为的媒体，也没有扮演好监督和发出警告的角色。早在核灾难发生前，他们便知道一些问题的存在。然而，他们却没有报道技术人员所提出的警告，也因此没有为东京电力公司内部的安全问题敲响警钟。媒体的沉默所制造的不透明性，让东京电力公司可以不管批评者，并在过去多次掩盖核电站内发生的严重事故。

　　众所周知，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让媒体和机构可以同流合污。机构为被指派到它们的俱乐部的记者提供独家消息，记者则以尽量避免可能让机构难堪的课题作为回报。因此，要控制媒体的报道非常容易。此外，像东京电力公司这样的公司是非常慷慨的广告商。这些企业虽然享有区域垄断权，可以不进行任何宣传，却还是在媒体广告大事挥霍，让媒体多少在经济上对它们产生依赖。因此，媒体似乎不愿意报道和批评影响整个核能产业的关键性结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媒体对福岛核事故一周年时世界各地反核示威的报道便是一个例子。它们全面地报道了各地的示威活动，唯独对也涌上街道要求完全停止核能发电的成千上万日本民众视若无睹。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惊人的爆炸，摧毁了反应堆外壳后，媒体也显示了同样的态度。全世界的媒体都播放了让人震撼的爆炸视频片断(从日本电视台取得)，观看日本电视的人却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影像。日本人只看到反应堆的外壳突然不见了，和听到进行评论的学者平静的说：“一些东西似乎不见了……”

　　核能工程领域学者也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在核事故之前和之后，充当政府顾问或向媒体发表意见的这类学者，不但不愿意对他们应该知道的危险发出警告，也不愿意对刚犯下历史上最大错误的东京电力公司作出批评。事实是，这些学者从电力公司得到数以亿计日元的津贴来进行他们昂贵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愿意据实说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全问题由谁负责？

　　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管制它大力推动的核能产业；媒体因为广告收入而不能据实报道它们知道的问题；得到研究津贴的学者不能对核电站安全隐忧发出警告；如果所有不相信“核能安全神话”的反对声音(担心的工程师、环保分子、忧心忡忡的居民、少数的政治人物……)一直有系统地被置之不理，那私人企业如东京电力公司有什么理由要耗费巨资，来提升安全措施以应对一个人们都相信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的危险？

　　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冷静得到了世人的嘉许。然而，他们也已经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所提出问题的存在。

　　这个因智慧、决心而具备让人敬佩素质的国家，正努力从惨痛的经验中学习。例如，尽管要在巨大的官僚机构里改变任何东西都是困难的，上述的原子能安全机构正被转移到环境省，来扮演一个更独立的管制和监督角色。

　　我们只能希望，在灾难再次来袭前，日本的经验也能让其他国家在计划和组织上得到启示。(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