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提供机会窗口 专家倡政府与民间建沟通平台

　　中新网4月28日电 美国《侨报》27日发表文章称，从全球经验看，救援系统的有效一定是三位合一的，即政府、社会、企业是互动的。信息对接，这本是一个常态中就需要处理的问题，但灾害可以打开一个“机会窗口”。学界、官方目前在讨论该怎么打通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如何建制地利用枢纽型组织打出一个共享平台？但面临着信任如何建立、信息分享机制等难题，需要时间解决。

　　文章摘编如下：

　　芦山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奔赴一线了。对于在二线、三线的人，如何思考政府与民间救援从汶川到芦山的变化，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是对灾情要有一个科学认知，虽然目前所知80%的死亡人数集中在雅安市，可凡涉灾的所有市县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与伤亡，这在决策时必须都考虑到。

　　救援中为什么会出现拥堵？这也有客观因素。由于地形复杂、空间狭小、人口密度不是很大、分散程度高，不像伊朗地震是在平原，可以开车前往，因此非专业志愿者不建议在第一时段前往。

　　有了对灾情的客观认知，再来看政府责任。从经济学上说，公共安全是纯粹的公共品，当然需要政府递送。但在政府递送当中，不仅仅是大家所看到的政府在当前阶段的救援有没有效率，因为全球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灾害的应对都是对整个国家公共治理的系统考验。

　　决策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政府常会面临公共政策决策困境。第一，公共政策在正常状态下需要透明化、参与化、科学化，上上下下结合，这是理想的发展方向。可在灾难之际，做决策的人在和时间赛跑，救援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科学问题。

　　第二，灾区的需求是差异化的，那该如何递送公共服务？汶川地震涉及4000万人口，要形成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决策，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何况有时候有了政策，但很难按标准一一执行。

　　第三，灾情信息是海量的，不同社会组织所得到的信息不一致，从同一个村子得到的回馈也会不一样，信息汇总到后方，那后方决策应该以哪个为准？

　　第四，谁去执行？灾区基层官员也是灾民，他们的工作是靠一腔热血得以支撑，不能强求他们去做“超人”，加上一些基层官员受伤、牺牲，因此政府的公共信息收集上就会出现短腿。这些因素，导致政府从意识到要干什么到最终把事情干起来，中间有很多“坎”。

　　政府的责任不仅仅限于紧急救援那个时段，而是长期的。人类不可能与灾害说再见，而是要“与灾害共存”。因此，灾害冲击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地震的震级可能一样，但烈度可能不一样。

　　从全球经验看，救援系统的有效一定是三位合一的，即政府、社会、企业是互动的。当前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厘定在哪一部分上政府一定有效、哪一部分上社会一定有效、哪一部分上企业就一定有效。三者边界是动态的、互动的。

　　这一次政府反应很快，说明在进步。信息对接，这本是一个常态中就需要处理的问题，但灾害可以打开一个“机会窗口”。意思是：灾难发生之际，三方是同在一个时点，边界不像常态之下那么清晰，所以要抓住机会赶紧互动、探索，有了问题先解决，等紧急救援阶段过了，在重建的较长阶段里就可以制度化，比如哪些可以变成法律、哪些要继续探索。所以要特别珍惜这样一个窗口。

　　学界、官方目前在讨论该怎么打通政-社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建制地利用枢纽型组织打出一个共享平台？但面临着信任如何建立、信息分享机制等难题，需要时间解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