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民进党华山会议是清谈 无助大陆政策调整
中新网7月5日电 澳门《新华澳报》5日刊发富权的评论文章《华山会议只是清谈无助推动调整大陆政策》,文章认为,民进党“华山会议”的性质和举行方式,与“中国事务委员会”十分相似。但“华山会议”变成了“清谈会”。只不过是将“中国事务委员会”几名委员的清谈,“扩大”为有“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中常执委、“立委”、前政务官、专家学者、党内各界意见领袖、中央党部幕僚等参与的“清谈”而已。
文章摘编如下:
作为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对大陆政策扩大会议的“华山会议”,在因为必须配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攻防战”而曾作延期之后,终在昨日开幕,并举行其主题为台湾对大陆政策的核心价值与愿景的首场会议。
由于是闭门会议,民进党中央总部文宣部只是发出苏贞昌主席的开幕词,“中国事务部”则发出一则简单的新闻稿,“中国事务委员会”发言人郑文灿的会后发言也只是对会议情况进行概括性的介绍,而会后几位与会者的谈话也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未全面表述会议的情况,因而很难看对昨日的首场会议作出全面的分析,但毕竟也可“管中窥豹”看出一点端倪。
本来,在5月25日的民进党全代会上,有高志鹏、萧美琴、林佳龙、吴秉叡、陈亭妃等中青代“立委”党代表提案,建请党中央举行政策辩论,籍由扩大党内参与,广纳各方意见,以凝聚党内对大陆政策的共识,就像1998年那样,经过大辩论,在各种意见中求同存异,达成“强本西进”的共识,调整党的大陆政策,为民进党执政打好基础。
但受到会场租借时间已到的客观因素限制,及党主席苏贞昌“未有准备好”的客观因素制约,而裁示将之交由中执会处理。不过,可能是面对党内强大的意向压力,苏贞昌不得不正视并面对“政策辩论”的党内诉求,因而决定由“中国事务委员会”出面,对大陆政策进行党内讨论,并吸收党内其它人士甚至是邀请蓝营人士参加。因为会议举办地点的中央党部位于华山商务大楼,因而将之命名为“华山会议”。
“华山会议”的性质和举行方式,与“中国事务委员会”十分相似。实际上,本来谢长廷等人当时建议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是一个推动及执行民共交流的平台,及对大陆政策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为民进党中央调整大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的具实质权力的合议机构,但后来却苏贞昌弄成了一个“清谈神仙会”。
而引发这个“华山会议”的“中国政策辩论”党代表提议,本来也是主张通过辩论取得共识,作为民进党调整大陆政策的依据,但“华山会议”却变成了“清谈会”。这从“中国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定位就可看出,只不过是将“中国事务委员会”几名委员的清谈,“扩大”为有“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咨询委员、中常执委、“立委”、前政务官、专家学者、党内各界意见领袖、中央党部幕僚等参与的“清谈”而已。
实际上,郑文灿昨日的会后说明就表示,“会议虽无辩论之名,但由于采闭门会议,每位与会者都能畅所欲言,效果比辩论还好,每场会议将不预做结论,而是将各界宝贵的意见完整的提供给‘中国事务委员会’参考。”由于不是辩论,就难以在各种观点中进行比较分析,更无法透过求同存异而取得共识。
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贞昌的开幕词,也为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定了位。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仍然是民进党的核心思维,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必须要和国民党有所区隔,不必和国民党去竞争北京的支持。这将可能会令希望调整带来政策的党内中生代失望。
既然苏贞昌坚持《台湾前途决议文》,也既然苏贞昌所倚重的邱义仁坚持“台独神主牌”,更既然“华山会议”只是讨论不搞“辩论”,更不会寻求共识,那么,“华山会议”就只不过是一次“扩大”了的“清谈会”,难以推动民进党调整大陆政策。
但世事无绝对。正如台湾舆论所指,“华山会议”存在着苏贞昌所代表的“台独”派,蔡英文所代表的中间派,及谢长廷所代表的务实派三条路线,在讨论深入之后,难免会引发“蝴蝶效应”,扩大为全党的争论,并因为苏贞昌的“台独派”和谢长廷的“务实派”对立情况严重,而被广大党员认为皆不可取,因而宁愿取纳蔡英文的中间派观点。既在理论上守住民进党的核心价值,又在实务上采取一些调整措施。就像古今中外的一些具有里程碑式或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会议那样,从开头的固守既有目标或保守倾向,经过激辩而有所突破那样。
其实,即使是苏贞昌自己,也已有所松动。实际上,在对待谢长廷在香港举办“红绿论坛”一事的态度上,他就经历了从批评到肯定,甚至还为谢长廷的“烧鞭炮说”缓颊的调整过程。
而他现在的坚守“台独”立场,只不过是在争取连任党主席及胜选地区领导人党内初选时,因为遭遇谢长廷和蔡英文的狙击,而必须争取党内“独”派及“扁系”等各派系的支持的自然反应而已。一旦闯过党内的这两大关口,而必须面向全体选民之时,可能还是会调整其大陆政策的。
毕竟,他在2006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在蔡英文的配合下,推出了一系列调整大陆政策的措施,因而被人喻为“苏修路线”。这个“修”字,就是“修正”民进党尤其是陈水扁的大陆政策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