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慰安妇称呼二次伤害 亚洲国家需统一立场

　　中新网2月8日电 香港《文汇报》8日刊载署名文章《从“慰安妇”到“性奴隶” 亚洲国家需统一立场》，文章指，从亚洲国家视角来看，要推动此问题的最终政治和法律解决，则首先需要在“慰安妇”的称呼上作必要反省，统一各自立场，改变当前的“慰安妇”称谓，而宜统一称呼为“性奴隶”。

　　文章摘编如下：

　　近期发生的两起事件无疑将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高度关注。

　　事件之一：韩国女性家族部正积极收集包括中国在内的慰安妇问题的史料，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此举获得了韩国文化厅的支持。对于韩国此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月15日表示不悦，并认为此问题在日韩间早已解决。

　　事件之二：1月16日下午，继众议院之后，美国参议院在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包括慰安妇问题的美国政府2014财年预算法案。在法案附加文件中，众议院“敦促国务卿推动日本政府处理(2007年众议院通过的)决议所提事项”。而在2007年决议中，众议院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确的方式承认“慰安妇”问题，就此问题道歉并承担相应历史责任。

　　从亚洲国家视角来看，要推动此问题的最终政治和法律解决，则首先需要在“慰安妇”的称呼上作必要反省，统一各自立场，改变当前的“慰安妇”称谓，而宜统一称呼为“性奴隶”。

　　“慰安妇”称呼是对受害女性的二次伤害

　　“慰安妇”是日本对于二战期间被强迫为军人提供性服务女性的称呼。日本《广辞苑》将其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与此针锋相对的定义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很显然，就上述两定义而言，日本的定义是站在外在视角，尤其是施害者的视角来称呼战争期间被迫给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是把被迫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作为娼妓看待的，因而此称呼既完全无视提供性服务的女性的被动和被迫的状况，掩盖了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此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的主导性和主动性，也会给他人以强烈的暗示，意味着这些女性地位的不堪，因而容易为他人所歧视，因而实际上相当于对受害女性的再次伤害，是极不可取的。正如中国“慰安妇”调查研究会调查人员在山西盂县调查到的受害者所言，她们不想担当“慰安妇”，是被迫的。

　　而就第二个定义而言，尽管其在实体内容上能够反映作为受害者女性的被动地位，因而具有一定的可取性， 但由于在形式上没能鲜明地反映此点，对于受害者而言，依然不能很好地在形式上起到“平反”之效，因而也有其不可取之处。相反，由于“性奴隶”这一称呼不仅正确地反映了日本军方在此制度的构建和运作过程中的主动性和推动力，也鲜明地突出了女性受害者作为此制度的“受害者”的被动性，作为替代，“性奴隶”这一 称谓应当是最恰当的。此种恰当性不仅体现在其背后的意涵上，也体现在日本对此称谓的忌讳上。

　　201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 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称谓的改变马上击中了日本的“要害”，触及了日本的忌讳。日本外相玄叶光一朗马上作出了反应，称已下令对此报道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如果美国国务卿使用了“性奴隶”一词，日方将以此前首相谢罪和创建援助慰安妇基金等措施为例，指出这种称呼是错误的。

　　追究日本侵犯人权恶行

　　事实上，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性奴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径，国际社会早就表示了严重关注，并作出了相应反应。例如，加拿大国会2007年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次大战期间强迫亚洲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欧洲议会2007年在斯特拉斯堡也讨论并通过了要求日本对此问题道歉的决议案，并要求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经济赔偿；荷兰议会下院2007年同样全票通过一项类似动议。

　　而就亚洲国家而言，目前除了韩国、菲律宾国会通过上述类似议案要求日本道歉外，尚无其他国家跟进，更遑论在名称问题上统一选择何种称谓的问题。考虑到被强迫当性奴的女性主要来自中国、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问题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日本政府“右倾”明显，复活军国主义“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作为反制日本的一种有效手段，亚洲国家有必要在此问题上采取类似的统一立场，并在称谓上改变此前所接受的“日式”定义。

　　实际上，部分亚洲国家已经意识到“慰安妇”定义的不妥。例如，受美国“性奴”称呼的影响，韩国政府也 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取代“慰安妇”。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张宪文在《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发布会上郑重提出，“慰安妇”称呼是从日本军人角度而言的，而受害国妇女大多为被诱骗或强迫而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对象，因此，应改称“慰安妇”为“性奴隶”。

　　事实证明，要防止一个曾经发动战争的国家再次成为发动战争的“伏地魔”，推动其对战争加以彻底反省是必要的。而就日本而言，其欲向外界证明自己系“正常”国家，正视过去并勇于承担相应责任既是前提也是基础。在国际社会已经作出有效行动的背景下，亚洲国家 有必要统一立场并采取适当步骤，推动日本正视自身在“性奴隶”问题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对受害者提供有效赔偿。(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