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文章:中国有能力帮助世界经济实现再平衡
中新网1月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发表文章称,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文章摘编如下:
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再平衡。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些失衡的必然结果,也使得这些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自贸板块逐步侵蚀。
西方的结构性经济失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国家的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代。开始时焦点在于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经济领域。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错误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过,这两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等,而最终则表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最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讨论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政治危机。到处蔓延的抗议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机的其中一个表象。
西方没有能力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和中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需要有客观、冷静和理性的认识。
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
不过,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平衡世界经济。这里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要平衡世界经济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西方主要国家。金砖国家中,其他四国经济的总量相加还没有中国一国大。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在扩大,也在产生一些外部影响力,但这并不自然转化成为平衡世界经济的能力。
要平衡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平衡这个主要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
这些国家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各自的经济本身也同样避免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主导的“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元”或者“欧元”。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危机波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西方需要中国,但是只要西方内心消除不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所需要的只是中国的支票。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所认定的“竞争者”,甚至“敌人”。虽然近年来俄国不断挑动西方的神经,但很难威胁到西方。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不低,西方经济形势不可避免要影响到中国。再者,国际和平仍然是中国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能够对中国构成真正战略威胁的,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而非其它国家。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战略上要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维持和平的架构;在经济方面,中国也要尽可能帮助西方。不过,中国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为大国;相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自力更生”,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国地位。
当然,中国应当通过容许和鼓励西方国家和企业的参与等手段,实现更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作者为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