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如何在G20定位国家利益?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必须有自身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文章摘录如下: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因为这20国的经济规模占了全球的80%,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峰会给予厚望。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努力应对各自的危机,但危机的深刻性,似乎已经大大超越出人们的想象,各国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看来,只有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才能应付危机。
但是,从刚刚不久前结束的G20财长会议的情况来看,人们对G20的期望或许不可太过乐观。尽管危机深重,但各国恐怕都难以超越自私利益,国际合作的困难度并不比拯救金融危机的难度小多少。
G20并不是什么完全各走各路,在一些问题上,大家还是达成了共识。例如在国内层面,各国都意识到挽救银行业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关键。也意识到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强管制所有评级机构。在国际层面,美欧在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上,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风险监管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
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远大于共识。在欧盟看来,美国放任自由主义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因此欧盟主张峰会应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实行全面改革,集中讨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纠正美国式的宽松监管,防范危机再现。
美国则不以为然。美国主张全球主要经济体要扩大政府开支,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美方尽管认同需要大力改革,但反对建立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监管秩序,反对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设立“超级监管者”。
不能期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
可以预见,这些重要方面的分歧很难在峰会上得到消除。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已经指出,G20可以商定金融监管的原则,但不可期望以此会议可制定各项细则。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并不具有实质性的议程。他们提出了一些原则,例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例如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多边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正是因为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也因此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很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总体说来,欧美还是在主导进程。
美国和欧盟都在未来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对自身做了定位。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尽快恢复往日的辉煌,重新做回世界唯一的霸主。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主张解救金融和实体经济,而反对全球金融监管。很多年来,美国利用其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主导国际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甚至是转移财富。
欧盟的定位也相当清楚。因为其福利体系,欧盟的公共投入本来就比美国庞大。同时,美国可以大搞政府赤字,因为可以向其他国家销售,但欧盟各国则不能这样做。此外,欧盟也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些因此表明欧盟会把重点放在政府对金融体系(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进行有效监管。
美欧之间的分歧,决定了G20不会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已经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多极化。但是,尽管美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力量,其霸权心态仍在那里,至少要恢复霸权地权的心态还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无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还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区域经济体的关系,或者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模式,都非常重要。
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
因为这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必须有自身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从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强调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些很重要,但表现的只是在西方建立的构架内和西方竞争权力,而没有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失进行反思。
新兴经济体不应当仅仅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且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性质有个重新的考量。因为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并且缺少监管。
在很长时间里,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成为强国欺侮弱国的武器。在这些组织面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指手画脚,成为这些国家自主经济发展的阻力。
本来,国际金融组织应当起到监管全球经济的作用和帮助弱国的作用,但可惜这两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因此,在重组国际金融体系时,必须重新考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权限。
其次是区域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应当是亚洲强国。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在北美和欧洲有很大的利益,但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亚洲,对亚洲的经济关系不容忽视。
在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金融和经济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其军事,而是其强大的经济渗透力。中国如果在亚洲不能拥有强大的经济渗透力,那么不仅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战略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国应当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这也表明,中国的重点应当是地区性金融制度的建设。这方面已经有些努力,但远远不够。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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