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3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0日刊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人员黎堂斌的文章，讲述了他的农村家庭父子二代60年来的变化。文章说，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喜色；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使命，不能丢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

　　文章摘编如下：

　　六十年来，与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村一样，老家的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在黄土地上浇注着辛勤的汗水，倾注着毕生的精力，等待着四季轮回的春华秋实，期望着时代变迁的丰衣足食，也守候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他们时刻关注这片土地的变迁，从吃穿住行到人情世故，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心中夹杂着无比复杂的情感，有对泥土充饥的恐惧，更有对粗茶淡饭的珍惜；有对传统不再的失落，更有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有对简朴家园的留恋，更有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父亲，从死亡边缘走来

　　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两三年，见证了老家这片黄土地的变迁。

　　讨饭、吃观音土，是父亲瞑目难忘的记忆。新中国诞生的喜庆还没有完全消退，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三年灾害期间，对“走到哪、吃到哪”的“大锅饭”迷恋不再。

　　父亲是侥幸的，能战胜灾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虽然现在能过上温饱生活，但他总是严肃地告诫我们“莫忘灾年”。

　　“分田单干”，是老家对上世纪80年代初那场轰轰烈烈大包干运动的俗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人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

　　整个80年代，黄土地上的日子仅限于紧巴巴的温饱水平，离富足还有一段距离。虽然“包干”、“包产”理顺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但“计划”对农民的影响仍无处不在。尽管很大程度上增产了，但统购统销、限制农产品价格等政策让农民增收很难，除了基本的生活开销外，几乎没有剩余的收入。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黄土地上的气氛也日趋活跃起来。90年代初，父母亲在辛勤劳作之余，不出村就能到京九铁路建设工地挣点“外快”，还能卖点农产品增加收入，家里逐渐有了些许余钱。我们姐弟偶尔也能“奢侈”地吃上零食，饭桌上有鱼肉的次数由一年几次增为一月几次了，身上的衣服也由多季一衣，变为一季多衣了。

　　家里也逐渐有了自行车、电视机，还盖起了砖瓦房。父亲，在黄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惊异于变化的快速，也珍惜来之不易的收获，常沉浸在一位老农民独有的“满足”之中。

　　姐姐、姐夫，当了农民工

　　姐姐、姐夫，在上个世纪末，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成了贡献在城市、思念在老家的农民工。

　　姐姐不怎么识字，费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在一家大商场找到一份做保洁的工作。早晚“两班倒”，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一个月下来也能挣得千把块钱。姐夫，有一门娴熟的木工手艺，在费一番周折之后，成了一家装潢公司的装修工人。有了工作，就有了吃饭的本钱，他们在远离市中心的平房区租了一间低矮的小房子，在陌生的城市瑞安了个属于自己的“家”。

　　几十年的乡土本色，难免跟现代大城市格格不入，但他们还年轻，学着去适应城市里陌生的一切。渐渐地，当初进城的那种惊恐、无助的眼神不再，多了几分从容和自信。

　　他们起早摸黑，骑着从旧货市场买来的二手自行车，穿过人流密集的街巷小道，以最短的时间赶到上班的地方。他们省吃俭用，吃的是从菜市场买回的发黄的蔬菜，穿的是从地摊掏来的便宜衣服，尽量多省每一分钱，因为老家的那片黄土地上还有老小等待他们供养。每年回去过年，带着那笔一年到头省下的“数目可观”的积蓄，也能“阔绰”一回，给老人、小孩添置新衣服，采购儿女喜欢吃而平时难得吃上的糖果，当然也不忘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犒劳”一下。

　　姐姐和姐夫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几年，虽然逐渐适应了城市里的节奏，也直言不讳地喜欢上了城市的繁华，但城乡二元体制在他们与市民之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农民工不属于这座城市，始终只是在这里挥洒汗水、贡献青春的过客。尽管再苦再累，无论怎样省吃俭用，他们还是无力在城市购买一片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

　　更可怕的是城市没有给予他们新生的希望。每到暑期，他们会把儿女接到身边，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但暑假结束，一家子幸福的“城市生活”也随之中断，儿女不得不送回老家上学。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小学免费就读的政策，但借读费、学杂费依旧高昂，让他们望而却步。现实告诉他们，城市再好，也只是他们遥不可及的梦；离家再远，儿女始终是他们的牵挂与寄托，那片黄土地才是他们的根基与归宿。

　　我，变成“城里人”

　　我，1999年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于是就成了一个农村人眼里的城里人、城里人眼里的农村人。

　　自恢复高考以来，我算是村里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大学生。遗憾的是，“进城”以后，每年回去也不过一两次。

　　由于在国家机关工作，我成了村里的“名人”，上了“名人录”。每逢筑桥、修路、办学校，村干部总会对着“名人录”按图索骥，希望捐个千儿八百的款项。我自知远非名人，也没有多少积蓄，但还是乐意捐款。

　　尽管我在城市里奉献人生，但黄土地一点一滴的变化都牵动着我的神经，我希望自己能为她的发展多作一点贡献，回馈她生我养我的恩情。有时候，我甚至抱怨自己，为什么不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这片土地多奉献一些，让自己的生命在黄土地赞许的目光中大放异彩。

　　黄土地，唯一的“交集”

　　我们被急剧转型的社会贴上了“农民”、“农民工”、“市民”等标签，黄土地成了我们唯一的“交集”。每逢春节，外出的人们都纷纷返回家乡，村里一扫平日的沉寂与荒凉，人口一下子就多了两三倍，眼里看到的是大人小孩、红红绿绿，耳里听到的是鞭炮声、车辆声，到处充满了喜气洋洋的“年味”。这样的景象，老父亲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过年，是我们一大家团聚的日子，更是一年到头交心的日子。老父亲更多地是讲自己的满足与幸福，电视能解单调农村生活的烦闷，电话能听听长年在外的儿女的声音，修到家门口的水泥路使出行更方便了，种田不纳税反而还有补贴了。

　　他也告诉我们，村边的那口池塘被雨水冲涮的污泥填满了，老俩口在家种那点“人头田”因缺少“村务协作”有些吃力了，邻里之间也会因不起眼的小利比以前计较了……每每谈到这些，老父亲的眼神总是很复杂。

　　姐姐和姐夫会谈到在城市里打工的酸甜苦辣，有一月下来坐在一起数区区几张“老人头”(编注：印有领袖头像的百元钞票)的高兴，也有对沉重生活负担的忧愁；有电话里听到老人儿女报平安的满足，也有一年到头朝思暮想的痛楚；有知晓儿女长高了的欣慰，也有对儿女长年不在自己身边能否健康成长的忧虑。也许，这些才是让他们心存疑虑、“原生态”的黄土地生活。

　　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社会发展给她带来了很多喜色，但也导致了一些新问题：公用设施破败，文化生活缺失，老人孤苦伶仃，小孩缺少父母关爱，淳朴乡风多了一些“市场”味，等等。

　　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不能丢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尚未完善的保障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