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说家加缪写于1942年的小说《局外人》，以主人公默尔索的自述开始：“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开篇表现了主人公对母亲死讯的冷漠和无所谓，而作为荒诞文学的象征，则表现了加缪所揭示的“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的现代荒诞感。这部小说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意味着二战后世界对荒诞感的普遍认同。
也是在1942年，年仅10岁的伊丽莎白·泰勒牵着母亲的手走进了好莱坞的明星世界。戏剧演员出身的母亲虽然声称这位1932年出生的女儿生下来“长着一张似乎将永远长不开的皱折的脸”，但是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地要将这只“丑小鸭”铸造成银幕世界的璀璨明星。
今年3月23日,美国洛杉矶时间当日凌晨1点28分，泰勒以79岁高龄去世。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署名顾索(M.Gussow)的长篇纪念文章《好莱坞魅力的绚烂巅峰》，把她描绘为一个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在她的生命中，贪婪和慈善，忠贞和滥情，既矛盾又因果地联系着。该文指出，在对泰勒的纷繁歧异的评价中，一致的评价是“她的美”，称她为“美的化身”。让这个“美的化身”在这个世界显形，就是泰勒母亲当年的梦想。
与《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感中表现的对生命的根本性的冷漠相反，泰勒79岁的生命是一种凤凰浴火式的热烈。在她的八次失败的婚姻中，她总是以玩火般的热烈去追求她的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撞了鬼一样”。她自认“幸运一生”，而其“幸运”的含义不仅包括她获得了令他人难以企望的美貌、声望、财富、荣耀和爱情，而且包括遭受数不清的疾病和多次生死轮回。
泰勒在人生多方面的非常富有，也带给她超人的奢侈和贪婪。对她的身体，她同样采取奢侈的消费态度，甚至于不惜伤害健康。这种态度，与二战后尤其是1960年代美国的文化反叛思潮是相联系的；作为一种女性的“自我解放”，它又暗合了女性主义主张的“梅杜莎女妖的反叛”。因为男权文化传统把女性身体禁闭在“优美的镜像”中，所以，女性主义就主张用“愉悦肉体和带侵犯性”的“反审美的叛逆”击破传统的“女性美”的镜像。
我们看到，无论在银幕中还是在生活中，泰勒都不断向世界展示着她的“叛逆的身体”。但是，正如她的电影表演总是遵循“直觉”而非观念，她的生活也总是在自我的激情和直觉的自然限度内进行，并没有在“无限反叛”的时代观念引导下展现为极端或过度的自我颠覆。正因为如此，泰勒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银幕上，都保持了激情和秩序的内在平衡。如果我们将泰勒的艺术人生解读为一出古希腊悲剧，凭借尼采的悲剧哲学，我们可以说，她的热烈和冒险正是酒神精神的生命沉醉，而她的美则是静穆明丽的日神精神的化身。
在《纽约时报》的叙述中，作为“美的化身”，泰勒的面庞是完美对称的，“她没有一个角度是有缺陷的，而她的眼睛有着极深澈的紫罗兰色”。这是一个西方古典女性美的理想形象，这个形象的原型是古希腊雕塑中的维纳斯神像，其美学原则是比例、均衡、圆润、光洁和优雅。尽管泰勒在生活中和银幕上都留下了多变殊异的形象，然而，“她不是变色龙”，她烙印在人们心灵中的形象，永远是她的如希腊大理石雕像一样均衡、莹丽的面庞，还有那月影下的如千古深海一样静谧的双眸，给人一种超尘出世的温馨和莹洁之美。在泰勒的身上，形象的多变与美丽的永恒，正好印证了柏拉图在2400多年前指出的，“美本身是永恒统一的”。
20世纪后半期，经过持续的反叛之后，充斥于艺术世界的是丑陋、怪诞、残破和变态。“美”不仅不再是艺术的本质要素，而且成为被拒绝的“荒谬之物”。美国美学家丹托在2001年《美的荒谬》一文中总结20世纪的艺术演变时指出：“如果有任何东西能成为艺术品，美就不能再成为艺术定义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没有任何东西是美的。”
在反审美的当代艺术背景上，泰勒的艺术人生是以“美的化身”重新定义艺术。当代世界对泰勒的推崇，揭示了当代文化中一个深层的意识，这个意识比本文开始讲述的现代荒诞感更深刻，它是人类对“美本身”的根本需要和梦想。
20世纪是艺术不断对美进行革命的时代，叛逆和荒诞主导了艺术。然而，因为有了泰勒的美的表现，我们的生命理想才不会被无限的叛逆和致命的荒诞呑食。我们也可以说，泰勒的艺术人生正体现了加缪从荒谬中揭示的积极的存在意义：一个真正的荒谬哲学家，是拒绝荒谬的。
伊丽莎白·泰勒告诉我们：美是不死的梦。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肖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