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无奈回国
理事长另有说法
研修生已经2天在外露宿，在领事官员的强烈要求下，组合同意当天晚上3人回宿舍过夜，但是只限定一晚。
4月8日，领事官员再次陪研修生到了警署报案，这已经是连续3次到警署报案，这一次，警署接受了3人的“被害届”，做了正式的调查笔录，警方勘查了现场，对3名报案人做了调查取证，至此，“被害方”的调查已经全部结束。
当天晚上，是领事部干部帮助3人解决了住宿。4月9日下午，领事部干部目送3名中国研修生，在中部机场乘上东航班机，离开了日本。
4月21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冲突的另一方当事人——组合理事长，理事长开宗明义表示，他根本没有打人，连手指都没有动他们一下！他还信心十足地说：如果他们要告，就让他们告好了。
在理事长的陈述中，事情经过又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
4月3日、一名研修生来找我说“放射性物质很恐怖”，虽然翻译说了“在静冈没事”，但他表示“家里人说让我回国”。
4月4日，1名研修生去上班了，但是另外两人却是无故旷工。因为会社给组合来了电话，我就到研修生宿舍去看了看。当时，研修生表示“因为家里人说让我回国所以我想回去”，我跟他们说，“因为来日本还不到一年，所以回去的机票只能自己买”。
4月5日、3个人都没有去上班。会社给组合打来电话。我也想听一下研修生的意见，就由我、3名翻译和会社专务一起去了研修生的房间。
根据理事长向记者描述，在宿舍，理事长斥责他们无故缺勤：“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就缺勤了”。当理事长说“如果害怕核辐射的话，就自己买机票回国”之后，研修生们就开始往包里塞行李。下午3点左右，研修生们去和会社打了招呼，随后就不见人影了。因为担心，我们出去寻找过他们，但是已经哪儿都找不到了。
4月6日、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一名官员给组合事务局打来电话，说“刚才3名研修生给他打来电话说‘理事长对他们使用了暴力，没有钱就在车站住了一夜。很为难’。”理事长在电话中说“当时我、三名翻译和会社专务都在场，也许说的一些话让他们生气了，但根本没有碰过他们”。
4月7日，3名研修生和领事官员在藤枝警署给组合打了电话，理事长：“你们可以去告啊。”
理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还这样介绍，4月8日，研修生们到藤枝警署报案，警方暂时受理了被害届，知道了事情原委后，警察也露出了“即使报警也没用”的为难表情。理事长最后说：“我等着被警察传唤，但是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为什么警署并没有联络过我。”
使馆向外务省提交照会
藤枝警署称还在搜查中
在当地详细调查实情，听取了各方意见和说法，并送走“含冤”回国的3名研修生后，在与组合和理事长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中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部非常重视这一起研修生的投诉，从重视领事保护出发，中国大使馆要求有关方面有个正式的“说法”。
4月14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交外交照会，介绍了这一起中国研修生遭殴事件的经过，并要求日本外务省协助妥善解决这一事件。在照会中，中国大使馆表示，在此非常时期，望外务省敦请有关方面以及业务主管机构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督促日方组合和接受单位的行为，切实维护技能实习生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引导各方面因势利导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技能实习生的业务健康有序的发展。记者获悉，日本外务省中国-蒙古课作为窗口，接受了中方的照会，并表示重视这一事情，尽快向有关方面反映和转达。
4月21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外务省中国-蒙古课，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介绍说：“大使馆4月14日发来正式文件，既然来了文件就不能置之不管，我们会继续负责，酌情处理。”
4月8日和20日，记者也两度采访了藤枝警察署。在4月8日的采访中，一名副署长告诉记者：“4月7日我们接到报案，现在刚刚开始搜查。”4月20日，记者再次拨通了警署电话，那位副署长可以告诉记者的，还是那句话“现在还在搜查中”。
在记者展开一系列的调查采访中，4月9日下午，记者得知3名研修生已经无奈回国，记者不知道他们3人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离开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地震的摇撼、海啸的疯狂，以及核辐射的恐惧，并没有让他们“逃离”日本，但是，他们的一点合理要求，或者说一点小小的心愿，却换来一顿“暴打”和立即解雇的咆哮，这让他们伤心至极。3名年轻人，抱着无奈和一丝怨恨，在樱花盛开之际，飞离日本……(朱耀忠 远藤英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