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曾在“德国之声”工作过的华人员工前不久通过互联网发表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控诉“德国之声”罔顾新闻道德标准，审查排斥华人员工，在内部对华人员工进行思想与政治审查，设置秘密“监督员”，清除“异己”员工，以意识形态和是否批评中国作为采访报道和文章刊用标准。公开信认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信中，西方媒体标谤的“民主”和“新闻自由”可略见一斑。因篇幅较长，分两次刊出。
致“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和德国联邦议院的公开信(上)
我们是几个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工作了多年的编辑。2010年年底，我们中的两人工作合同被拒绝续约，因而离开了德国之声；还有两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很快也得离开。另外还有一人是自由职业者，从2011年1月开始，德国之声明显减少了和他的合作。
起初，德国之声把不续签工作合同、解雇我们解释为预算削减，但是这个理由很快就被证明是编造的。后来，德国之声又给出了其他种种理由。一些新招聘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填补了我们离开所产生的空缺职位。
我们是2008年“中国论战”迟来的牺牲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围绕德国之声的涉华报道发生了所谓的“中国论战”。其实我们被解聘并没有绝对的必要，而是那次论战的后续发酵，上面提到的5个人都是论战迟来的牺牲品。
2008年夏天，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和主管们卷入了一场公开辩论。一些生活在德国的中国异见分子、“法轮功”分子、两名自由记者和一个德国“作家团体”，以论战的方式批评中文部的报道“亲共”。
时任中文广播部副主编张丹红女士对这些批评做了回应，却使辩论演变成一场激烈的论战。批评的人认为，北京奥运会前，张丹红在一些脱口秀和访谈节目中过于美化中国，并且有意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实际上，张丹红只是引述了当时德国媒体《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一些观点。这种批评很快发展成一种对中文部全体华人员工的攻击。德国之声的管理层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台长埃里克•贝特尔曼先生不得不向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联邦议院的专门委员会做出解释。
德国之声监督委员会仔细调查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根据德国电视一台著名专业人士乌尔里希•维克特先生的独立调查结果，正式驳斥了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批评。维克特先生通过阅读中文部刊发的几千篇报道得出结论，“无论是中文部还是张丹红，都没有像其他人批评的那样，进行过有倾向性的报道。”
您肯定以为，这场“中国论战”的结果明显对德国之声有利，华人员工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从此，德国之声中文部在外人看来风平琅静。但内部又怎么可能相安无事呢？
那些人质疑中文部已被“红色渗透”，要求对华人员工进行政审，甚至要查查员工的父母(！！！)是否是中共党员。
那些人发表公开信，要求“德国之声中文部与人权组织定期进行交流，一起讨论广播节目和网络节目的重要策划”；要求“德国之声每年提交一份人权工作年度报告，出钱请一些由人权组织指定的专家和机构对此进行审核。”
表面上德国之声拒绝了上述要求。台长贝特尔曼先生在内部通气会上称这些要求“莫名其妙”。2008年，贝特尔曼说过，“对员工进行政审，是斯塔西(原民德国家安全部)的检查，就如同专制政权的观察员呼吸时喷出浓浓的意识形态气息，这恰恰不利于以价值为导向的新闻工作。”
无条件满足那些莫名其妙的要求
但实际上，德国之声不仅满足了批评者提出的各种奇怪要求，在内部对员工进行了审查，并且走得更远。后来人们才逐渐发现，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所有编辑都受到怀疑，安插监督员、改组中文部领导层，各种措施一步步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这场“中国论战”前前后后的发展表明，德国之声的领导层在做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自保，根本不考虑什么记者的职业操守、德国之声作为公共电台的宗旨和任务。
事件过程中，德国之声上到台长，下到部门领导(主要是亚洲部的项目经理和负责人)都抱着同一种想法，即：无论如何要让那些批评者马上完全满意，以尽早结束这场论战。实际上早在论战初期针对张丹红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强烈时，电台的管理层就已经在敷衍推诿，并把张丹红调离了原来的领导岗位。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息事宁人。
还有，德国之声的领导层至今也没有公开维克特的鉴定报告，而这份报告恰恰可以帮助那些饱受批评和压力的华人员工洗清嫌疑。这份鉴定报告甚至在公司内部都没有流传过。原因是，领导层认为这份鉴定报告不仅不会让那些批评者满意，而且还有可能使论战再次升级。不公布鉴定报告的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要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导致论战激化的事件。
对那些受到批评的员工来说，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公平的。德国之声的管理层用他们看来合法可行的方式平息了争论，但是部分员工出于无奈陆续离开了德国之声。
2008年年底，发生了一件与张丹红有关的事情，不仅导致中文部管理层改组，还造成中文网和中文广播部合井。在一次德国之声中文网的内部采访中，张丹红试图反驳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对她的猛烈批评。这件事引起了德国之声管理层的不满，决定进行人事调整。
至今仍在担任德国之声亚洲部负责人的戈尔特•施罗德女士，当时代理中文部的领导职务。执行主编改由戴英(音)先生担任。这两人上台后马上按照异见人士的品味，对中文部进行意识形态清洗，调转了涉华报道口径，一切以突出政治与意识形击和批评中国为标准。由于戈尔特•施罗德不懂中文，所有报道的生杀大权完全落在了戴英和那位德国之声的编外监督员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