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汉学家经典著述：助推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

　　今年是孔子学院创立10周年。近日在厦门举办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提出要加快孔子学院本土化，促进融合发展，适应各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从简单的你来我往向深层次的汉学研究、国别研究和经典互译方向发展。大会在开设“国际汉语教材资源展”的同时，强调国际汉语教学中的“各国本土教材开发”，要求国际汉语教材主动顺应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与交融趋势，在充分考虑各国社会文化差异基础上，使中华文化为国外汉语学习者接受与认同。近代一些著名汉学家编写的经典书籍，正契合了这一议题，同时也顺应了国家对孔子学院未来发展方向的要求。

　　在近代，不少汉学家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执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克服重重困难编写了许多深受当时国外读者欢迎的书籍。有些书一经出版便广为流传，被视作经典，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检验。其中，马礼逊《华英词典》近年来的重印，卫三畏《中国总论》时隔一个多世纪又被翻译出版，足以证明这些著作价值之重要。

　　随着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国外汉语学习者迅速攀升至1亿人，汉语被61个国家和欧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汉语教材，尤其是国际本土教材开发的需求激增。所谓国际本土教材，就是外国人根据本国汉语学习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习惯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开发出真正适合不同国家汉语学习者的教材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幸，早从近代开始，就有许多杰出汉学家出于对中华文化的推崇或是其他实际需求编写了很多汉语学习或是介绍中华文化的书籍。这其中的佼佼者如：英国汉学家马礼逊、理雅各、翟里斯以及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等人。从近代汉英词典的编撰，到介绍中国的优秀书籍，再到对中国传统儒释道典籍的翻译与研究，都能觅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编写的书籍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深受国外汉语学习者欢迎，一度被当作汉语教科书，今天对国际汉语教材本土化开发仍有重要借鉴作用。搜集关于这些书籍的出版信息可以为书籍再版提供便利，以期待更多近代汉学经典得到重视与重印，为当前国际汉语教材本土化开发提供参考。

　　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

　　与《华英词典》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英国汉学研究的开拓者，于1807年来华。鉴于当时西方汉语学习者缺乏可用的汉语学习资料，马礼逊一直致力于汉语教材与工具书的编撰，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通用汉言之法》与《华英词典》。

　　《通用汉言之法》于1815年在塞兰坡出版，现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网页上仍可以找到该书的电子版。在书的序言部分马礼逊特别强调汉语初学者学习汉语时要注重汉字并勤加练习，了解汉语容易但真正掌握汉语还是很有难度，然而汉语学习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就像世上其他困难一样，只要勤奋努力和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克服困难。该书篇幅虽小，却涉及了汉语的总体特征，比如汉字的部首与标点、名词、数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感叹词的具体用法以及方言句法与诗歌韵律。全书套用了英语语法的框架，虽未必能够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汉语的语法特点，但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们通过这种套用、类比与迁移可以更快地理解并掌握汉语规则，该书一度成为西方人学习和研究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之一。《华英词典》是马礼逊历经十几年编写而成的一部词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该词典以《康熙字典》为基础，分为《词典》、《五车韵府》、《英汉词典》三部分，一共五千多页，可谓是皇皇巨著。该词典从1815年至1820年由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社陆续出版。《华英词典》给日后欧美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也是其他词典编写者的可靠参考，例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曾坦言他编写的《汉英韵府》，摘取了《华英词典》中他认为所有有用的东西。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

　　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认为要想了解中华民族的特质就必须钻研中国古代的经典，在王韬等人的协助下，理雅各对中国的经典著作进行了翻译。他始终坚持在忠实的翻译原则上对原文进行直译，在翻译过程中贯彻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旁征博引，持之有据，决不主观臆断，并且将自己考证与论述的内容加到注释中，方便读者理解文本的背景，此外在每本译文前还附有长篇的序言和详尽的注释，向欧美国家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本。

　　《中国经典》在理雅各倾注几十年的心血后才得以完成，译文质量极高。第一版《中国经典》第一卷收录的译文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第二卷为《孟子》，第三卷分为《尚书》和《竹书纪年》，第四卷为《诗经》上下两部分，第五卷是《春秋》与《左传》，近年来又被增补到七卷，分别是《礼记》与《易经》。然而，当时类似于《中国经典》这样的学术著作，对英国出版机构而言没有多少利益可图，出版伊始，理雅各对出版书籍的经费较为忧虑，虽然他反对鸦片贸易，但最后该书却不得不在鸦片商查顿的赞助下出版发行。第一版的《中国经典》自1861年至1872年在香港出版。《中国经典》的陆续出版为理雅各赢得了无数荣誉，并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无论是从汉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英翻译，还是英国汉学研究来看，其影响都是旷日持久的。

　　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和《华英字典》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他一生都在为传播中国文化努力，在许多著作中都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深切的敬仰之情，令外国读者能够看到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对中国翔实的描述使得当时流传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谣言不攻自破。

　　翟里斯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于1923年和1958年分别由纽约阿普尔顿公司和丛树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从史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几乎都是从西方读者的兴趣和价值观来评判作家与作品。该书按照春秋战国、汉朝、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的顺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词汇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描述，还对一些经典的著作进行了翻译。

　　翟里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当属《华英字典》的出版。《华英字典》影响了几代外国汉语学习者，在这部著作中，翟里斯对威妥玛的汉语拼音系统进行补充和修订，促进该汉语拼音系统在西方汉学界的推广，直到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中国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后才被停用。字典在1891年初版，后来上海别发洋行又进行第二次修订后再版。别发洋行是著名的英语书籍出版公司，1876年成立，目前仅在香港作为专门艺术书籍的小连锁店存在。翟里斯的许多著作均由该出版社出版，比如《中国文学作品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4)，《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1872)，《中国概要》(Chinese Sketches，1876)，《有关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1878)，《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中国绘画史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1905)，《中国笑话书中的妙语》(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 Book，1923)以及翻译的《庄子》(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1926)。翟里斯的其他著作则是他后来回国后在执教剑桥期间出版，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02年出版的《中国与中国人》等。

　　卫三畏的《拾级大成》与《中国总论》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1833年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享有“美国汉学之父”的称号。在他看来，汉语并不比别的语言难学，要想说得明白，写得清晰，读得自在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么艰巨无比，当然也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另外，他还认为汉字是“一种神秘的文字”、“是人类最聪明，最有价值的劳动成果”、“中国语言文字的知识是取得中国人民信任的护照，外国人一旦学会了，当地人就会卸下偏见与歧视”。

　　像其他汉学家一样，卫三畏在中国生活期间留下了大量著作，比较著名的有《拾级大成》、《英华韵府历阶》、《英华分韵撮要》、《汉英韵府》、《中国总论》等。在国内，除了专门研究卫三畏的学术著作外只有《中国总论》和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 (Williams Frederick Wells)编写的《卫三畏生平与书信——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在书店有售，其他书籍尤其是在19世纪所印的第一版在国内一些旧书网上被高价出售，一般可以获得的版本几乎都是国内一些非正规机构的影印版。

　　《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最初是在《中国丛报》发行处印刷出版，该书是美国人在中国编印的第一部汉语教材，其中包括汉字、会话、阅读和翻译，还针对汉语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的语言技能展开了专门的训练，循序渐进，拾级而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是不可多得的汉语学习教材。书的中文页上写有“香山书院梓行”的字样，“香山书院”可能是卫三畏主持的《中国丛报》印刷所的汉语称呼, 或者是印刷所的驻地名称。同样在《中国丛报》处印刷发行的还有《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1844)和《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1856)。《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则于1874年由上海美华书院出版，该书就像一部简明百科全书，内容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科学、哲学、宗教、政治、风俗、习惯、礼仪、商业、中西贸易等。卫三畏最著名的著作《中国总论》自第一版后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总论》的中文版。在这1200多页的书中，卫三畏全面而细致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数代美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根据，其中的片段也一度成为英美一些教育机构的教材，在西方影响巨大。

　　研究这些经典著作，无论是对研究汉学家的个人汉学经历，还是研究世界汉学史或是对普通西方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都具有一定作用。如果这些书籍可以再版，对于汉语教学或是汉学研究都将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刘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