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一个标标准准的中国女孩的芳名，不管走到天南地北，我们一看就知道她是华夏同胞，一看就是不会让人认错的那种具有中国形体特征的东方美人。

　　《南京大屠杀》作家，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表；文学，正是一个民族内心的诉说。

　　胸怀大志的张纯如，在1997年的流火七月，来到素有火盆之称的南京城四处奔波。一个出生、成长于世界科技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前卫、富有国度的纤弱女子，此时恰恰表示出了作为一名华夏子孙的忧心如焚。她在第一次踏上南京这块浸透过30万同胞鲜血的故国土地、踏上这块游荡着30万前辈亡灵的昔日屠场时，就向国人发出这样的警告：“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然而，她的悲切呼喊，并未引起若许中国同行们的应有关注和更多炎黄同胞的回眸垂青。

　　正是这样一副柔弱的肩膀，却担负起警醒世人的沉重担子，去寻找和抢救不断消亡的中华民族的痛苦记忆。

　　她始终是坚定不移的正义斗士和人类真理的坚定支持者。她明确地表示，世界可能会向前迈进，但只有通过维护历史的真实和反思过去的错误。

　　她引用乔治桑塔亚那的不朽名言来警告世人：如果不能记住过去，那就是注定要重复它。

　　难以承受之重

　　一个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被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触动，张纯如也许会照常地享受生活，做一个平凡的世人。

　　这个柔弱的女子，她揭开并挑战了人类最恐怖的历史，她披露了和平年代难以启齿的那些阴暗，孤独地承担了人性中最黑暗沉重的东西。这无疑是极端残酷的，因为任谁天天看到暴虐的纪录都会变得阴郁，何况是一个善良正直，对人性抱以期待的女性。

　　张纯如一个人完成了一项我们60年都未完成的责任，以孤身之力承受人类之重，她内心的折磨和痛苦可想而知。在《南京》的写作过程中，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当想到在哺乳动物中惟有人类会残酷地用惨无人道的手段虐杀自己的同胞，当敏感到人性之善会被兽欲侵轧，无助和绝望会伤害生命，张纯如的最终选择，让人理解到她内心深深的痛，对人性绝望的痛苦。那种责问，是对人类兽性的愤怒与绝望！

　　“让大家知道人类在什么情形下，会做到些什么事情，大家才会有所警觉和准备。”父亲张绍进盛赞女儿的理性之于她工作的意义：“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我们下一代不知道的话，这种事情将来有可能再发生。”

　　盖斯诺的枪声

　　2004年11月9日凌晨，张纯如来到距离她加州盖斯诺居舍不远处一条僻静的山路，使用早已备好的手枪自杀身亡。

　　记忆，是活着的人与死者可能存有的唯一关系。

　　我们不能忘记，张纯如又是发现尘封59年之久的南京大屠杀核心资料《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她和曾在大屠杀中尽力救援过南京难民的德国人拉贝(困窘而终)、美国人魏特琳(抑郁而终)一样有着不幸的结局，在让人痛心之外，他们生命的价值却让人感动不已，因为她们曾经的坚持，是让人敬仰的人道主义。

　　张纯如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斗士。”

　　那天，当安睡着张纯如年轻遗体的棺木缓缓下葬时，沾满泪珠的鲜花纷纷扬扬洒落在她的身边，她的灵前只供放着三本书，她生前的三部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和《美国华裔史录》。

　　那声击穿美丽的生命、击穿正义的灵魂、击穿痛苦的思想的致命枪响早已消逝，而在这声枪响过后，不管人们是否记得还是把她忘却，“张纯如”这三个字已永远地镶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幕上了。 (朱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