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乙肝病者，我要工作”，2月13日上午，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来自江西的大学生罗思文眉头紧皱地戴着自制的纸“枷锁”，透过挂在胸前的标语，发出那痛彻心扉的无声呐喊。此前，罗思文费尽千辛万苦通过了一家用人单位的考核，却因为“大三阳”而被拒之门外。

　　这次近似于行为艺术的举动，是罗思文“无奈的抗争”，22年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生活，让他绝望，让他在求学、就业和婚恋等各个方面都历经挫折。终于，在崩溃的边缘，他于沉默中爆发了。

　　罗思文的遭遇，是中国93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生活现状的一个缩影。

　　罗思文今年22岁，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农村人不像城里人那般娇贵”，在老家，鲜有人提及并重视这个问题。罗思文从小到大也从没觉得自己的身体因为乙肝病毒而有什么异常和不适，所以年少无忧的他并不在乎——直到高考那年。

　　高考那年，他花30元抹去了档案中的“乙肝污点”

　　快高考的时候，学校组织体检(体检结果将写进档案)。罗思文他们班总共有60名学生，其中有十几人是“大三阳”或“小三阳”。老师私下告诉他们：“每个人交30元，请医院高抬贵手，写‘正常’。”

　　就这样，十几名同“肝”共苦的同学们不知所措地齐刷刷地交了30元，这30元的性质，近似于“赎金”——不让足以影响他们整个人生的“污点”写进档案，用金钱实现“人生救赎”。事后证明，这只是个开始。

　　这30元，是罗思文这名淳朴的农家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花钱消灾”。乙肝病毒，在他心头的分量开始变得重了起来。

　　因为乙肝病毒，女方家长拆散了他俩

　　罗思文最终考入了江西机电学院。大学三年的金色年华如白驹过隙行将过去，回想起来，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无疑是那“有缘无分”的曾经的女朋友。

　　他们是大学二年级那年认识并开始交往的，罗思文出于爱护，一开始就真诚地向女友坦白了自己是“大三阳”。女友倒不介意，只是付之一笑，说“没什么”。在这般阳光、清澈的交心下，两人的感情日益紧密，大学三年级，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大三上学期，罗思文带着父母赴女友家求婚。女友的爸妈也是农民，不善言谈。出乎罗思文预料的是，在一阵短暂的客套寒暄后，他们突然把话题引到了“乙肝”上。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对乙肝病毒的认识全部来自道听途说，他们把乙肝病毒携带者描述成行将死去的病夫，“而且很顽固，说什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根本不听罗思文的解释。他们最后盖棺论定：“因为你是‘大三阳’，我们的女儿不能嫁给你。”

　　女方家长的逻辑是这样的：罗思文家经济条件不好，他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日后保不准会发病，一旦发病，这个贫穷家庭的经济顿时就会被拖垮，女儿在罗家就得受苦。

　　就这样，一对年轻的恋人被拆散了。虽然恋恋不舍，但很听爸妈话的女友还是流着眼泪，决然地提出了分手。罗思文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强忍着悲伤，同意分手。这半年以来，他常会思念女朋友，在梦里，在不经意发呆的时候。他时常想：携带乙肝病毒，是他们拒绝提亲的真实原因？还是借口？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重要原因。

　　这是第一次，乙肝病毒剥夺了罗思文追求幸福的权利。

　　因为乙肝病毒，多次找到工作都被拒之门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罗思文还没来得及从失恋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他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快毕业了，得找工作，走向社会。

　　去年12月，校园招聘的序幕开启，罗思文通过了深圳某公司营销岗位的招聘考试，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体检这一关了。公司的人事部工作人员在录用电话中明确表示：“到深圳来体检。我们公司不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如果你是，就别来了，免得浪费路费。”

　　这是罗思文找工作以来第一次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被拒绝，他在经历了短暂的精神低谷后，重新振作了起来。“此处不要我，自有要我处”。

　　春节前，罗思文南下广州求职，借住在琶洲叔叔家。遭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广州的人才市场竞争空前惨烈，罗思文寻寻觅觅数日，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回家过年去了。春节后，他二下珠三角，终于通过了东莞一家电子公司的招聘考查。底薪1200元/月，虽然不高，但在今年的经济不景气之下，罗思文自认为可以接受。

　　难得有所收获，罗思文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用人单位向他收了三张标准照，叫他去指定医院体检，并事先申明查出患有哪些疾病将不录用——其中包括携带乙肝病毒。又是体检，去，还是不去呢？

　　罗思文心情沉重地去到医院，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果体检，自掏体检费不说，还要自讨没趣地面对又一次的心理打击；如果不检，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这次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从眼前溜走，实在心有不甘。就这样地犹豫，就这样地彷徨，半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他始终不敢面对、难以抉择。最终，对工作的渴望战胜了理智，罗思文心存侥幸地指望苍天有眼，体内的乙肝病毒自动消失。他决定验血。

　　“自然转阴”对年轻人来说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检查结果仍是“大三阳”，体检结果两天后就到了公司人事部。公司负责人委婉地对他说：“治好大三阳再来吧。”罗思文听后，无言以对，默默地掉头离开了，他知道：大三阳是没法治好的。不过他很坚强，当天下午，他在一番自我安慰和自我激励后，又强颜欢笑地到东莞的其他企业应聘。然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照例让他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

　　此时，罗思文又想起了父母为供他上大学欠下的三四万元外债，他的心情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绝望。

　　终于，内心的枷锁外化成了街头的枷锁

　　元宵节那天，在东莞一无所获的罗思文来到广州，他到了广东岭南肝病研究所，找到该所的杨炯所长，他希望从专家那里得到一丝希望和一丝安慰：“杨所长，我的病到底能不能根治？”这样的问题，杨炯不知被病患者问了多少遍，“不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罗思文心如死灰地说起了自己在东莞的遭遇，那些歧视和那些无奈，他说“这不是我的错”。他此时迫切地需要倾诉，杨炯只是安静地听着。

　　越说越愤怒，罗思文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在呼唤他：“你该做点什么了。”随即，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通过电视和网络看到的欧美人游行示威时的场景。最后，定格在“戴枷锁的人”那张照片上。罗思文决定效仿。他先是自制了一幅从古装片中看到的“中国式枷锁”，而后又找打印店定做了一对标语：“我是乙肝病者，我要工作。”

　　2月13日上午，罗思文戴着枷锁，披着标语，出现在了南方人才市场附近。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任由愤怒的心情写在脸上、挂上眉梢。

　　那家公司最终收留了他，但内心的枷锁并未真正打开

　　罗思文的“行为艺术”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幸运随之而来：杨炯仔细了解后得知，那家拒罗思文于门外的公司老板，凑巧是他的老乡。经过杨炯的撮合，老板决定收留罗思文，这让罗思文喜出望外。

　　但罗思文还是没法忘却像幽灵般缠着他的乙肝病毒。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一个“老中医”打电话给他，说要用“独家秘方”为他免费治疗，“能转阴”。杨炯听后，劝他别轻信：“凡是号称能转阴的，都是骗人的。”但罗思文还是起身走了，临走前抛下一句：“要尝试一切的可能。”

　　罗思文走后，杨炯微微地摇了摇头：“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虽然暂时有了归宿，但乙肝病毒对他往后事业发展的制约并未解除，除非自己做老板。因为，如果出现更好的机会，他也未必敢跳槽。跳槽多半还得体检，到那时候，很难再有这次这样的好运气，有人帮助他。所以我鼓励他在这家企业踏踏实实地干，干出成绩来。”

　　明明有法可依，但却形同虚设，为什么？

　　事实上，至少在政策层面，中国93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近年来的生存环境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2007年5月18日，当时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下发“2007年第16号文”——《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下称《意见》)，明文要求：“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利。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乙肝扩散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携带乙肝表面抗原为理由拒绝招用或者辞退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除了食品餐饮和幼师两个行业，其余任何行业的招聘体检，都不得检查应聘者是不是“大三阳”或“小三阳”——即“两对半”。紧接着，广州市卫生局又下发《关于进一步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意见》的要求。

　　也就是说，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业权益保障，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是有法可依的。但“意见归意见，通知归通知”，据记者了解，招聘体检检查“大三阳”或“小三阳”，仍是主流现象。

　　乙肝并没有那么可怕，乙肝病毒传染的概率非常低

　　杨炯指出：国人总有“病从口入”的思维定势，但事实上，乙肝病毒的传染概率非常低。

　　杨炯曾做过一个调查：他找到400对结婚满10年的夫妻，10年前，他们中的一方携带乙肝病毒，另一方不携带；10年后，与对方有过多次性接触的不携带一方，是否被传染上了呢？调查结果是：传染几率仅为6.4%。对老夫老妻而言，这个概率可谓非常之低，原因在于：人体自身有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健全者，通常不会被感染。

　　“与其歧视13.3%的‘他们’，不如预防86.7%的‘自己’。”杨炯建议，“目前，我国疫苗免费接种的范围还仅限于新生儿，这是远远不够的。假设人人都打了疫苗，还有必要害怕和歧视携带者吗？”近六年来，杨炯自掏腰包，给3万多人免费注射了疫苗，“几块钱一支，也没花多少钱”。但如此浩大的工程，仅凭他个人的尽力而为显然是不够的，他希望政府能够挑起这副并不算太重的担子。

　　近年来，杨炯通过政协等参政议政平台，不断地提出“为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而立法”的建议。他建议全国人大尽早颁布相关的法律，以最高级别的法律约束力来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益。（文/本报记者 张强 图/本报记者 黎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