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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王凤翔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用人组队的时候,不必苛求全面全能,关键是要弄清人才有什么长处,如何用他的长处。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唐盛世由此开始。唐太宗李世民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第一明君”、“中国皇帝排行榜第一位”、“大唐第一CEO”等,贞观贤臣也是名扬千古。唐太宗自述人君之道的《帝范》和记载贞观君臣政论的《贞观政要》,俱已成为后世君臣和今日领导干部的必读之书。
“贞观之治”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与唐太宗的治国用人之术及其组建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那么唐太宗是如何在开国登基不久,将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组建成一支高效合理的管理团队的呢?
任官惟贤才
自古管理即以人为本。唐太宗非常重视选才用人,提出了“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把招揽人才,选贤用能看作治国第一要务。他认为争天下的关键是有争天下的人才。因此,李世民早在即位之前的秦王时期,就广纳贤士,文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秦王府十八学士”,武有程知节、秦琼、尉迟敬德等一干猛将。为世艳羡的秦王府臣正是李世民为收人心、组团队建立的人才库。这些人才都成为他日后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登基的骨干力量,为大唐创业直至贞观盛世的出现奠定了人才基础。
李世民以知人善任著称,自有识人用人之道。首先,内选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贞观外臣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妻长孙皇后的哥哥,唐太宗评价他“善于躲避嫌疑,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古人不及”,准备授其高位,但有人以“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进行劝阻,连长孙皇后也不同意。唐太宗仍坚持拜其为相,终襄大业。屈突通、尉迟敬德曾为沙场敌将,李世民却能倾心结纳,用之不疑,二人终究效其心膂,立下殊功。魏征早年追随过李密、窦建德,入唐后又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宫廷斗争激化时,他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本应杀之为后快的唐太宗却被魏征“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气节所感动,毅然任用魏征为谏议大夫。
其次,任人唯贤,不限出身门第。贞观名臣中,即有杜如晦、高士廉、崔仁师等世家大族,又有寒门子弟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甚至还有出身奴隶而被提拔为大将的钱三陇、马三宝。马周,本一寒门布衣,困顿流落京师后,靠给中郎将常何做门客糊口度日。因偶替常何给唐太宗奏陈二十余事,均称上意,马周即刻就被召见,委以重任。张行成出身小吏,原为一县主薄,由于才华出众,政绩突出,唐太宗亲自擢为宰相。
但凡成大事的领导者,不仅自身能力超群,而且还善于识人、用人,手下人才济济,贞观君臣即是如此。李世民认为“任官惟贤才”,因此选官用人不避仇嫌,不以尊卑为意,可谓不拘一格,惟才是举。这充分体现出李世民思贤若渴的谦逊品格、不计仇嫌的宽广胸怀以及决断执着的领导气魄。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他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他还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进一步阐述了“用人所长”使人才“各得其所”的思想。
贞观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是历史上著名的决策组合。二人并未有轰轰烈烈的疆场功业,却居贞观功臣之首,以致宋代史臣在编修唐史时对他们颇多微词,其实这正反映了唐太宗用人取其所长的独到之处。若细数贞观时期的台阁规制、典章文物,就会发现多出自二人之手。房玄龄处事孜孜,恪尽职守,但遇事常犹疑不决;而杜如晦虽不善思想,但他分析周密,精于决断,二人性格行为互补,成为黄金搭档,号称“房谋杜断”。
在贞观管理团队中,可谓各取所长,人尽其用。戴胄不通经史,有人嘲笑他不学无术,但他为人正直,忠诚廉洁,办事公道。唐太宗就让他出任主管司法的大理少卿。在任上,戴胄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贞观名将李靖可称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唐太宗让他统管重兵,战时御边出征,闲时入朝辅政,为政权巩固立下殊勋。魏征常将谏诤之事视为己任,耻于君主不及尧舜,于是唐太宗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魏征前后献言三百余策,其中多为太宗采纳。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人共参朝政,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中枢管理团队。
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原因时,曾认为原因只有五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说一个人做事,不可能样样都会,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在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优势,进而使决策准确,国家保持良性运转。
因此,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用人组队的时候,不必苛求全面全能,关键要弄清人才有什么长处,如何用他的长处。毕竟,“通才”、“全才”是极少有的,只要每个人都能发挥出个体优势,密切合作,优势互补,通过有效的人才群体和合理的结构组合,就能发挥出“1+1>2”的效果,成为最优绩效的团队。
御人有道,恩威并施
唐太宗在御人上可谓有“道”非“术”。他待臣以礼,施以厚恩,惜才如命,用人不疑,注意收揽人心,同时不忘恩威并施,从制度渠道上对臣下权力进行制约,加强监察,时刻注意保持管理团队的廉洁高效。
唐太宗十分珍惜人才,这从他善待功臣上即可见一斑。李勣是大唐开国功臣,又是李世民晚年托孤之人。有一次,李勣得了急病。医生处方上有“胡须可以救治”的话,李世民知道了便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胡须送去。自古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因此,古人不剃发,不剪须,更不用说是皇帝。李勣得知后感动得热泪横流,叩头以至于流血,以表达他感激不尽的心情。李世民却说:“这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了你个人,没有什么可谢的!”当房玄龄晚年病重时,唐太宗为了探视方便,竟命令将皇宫围墙凿开,以便直达房玄龄家。他每天派遣使臣前去问候,并派名医去治疗;听到病情有所减轻,便喜形于色,一听说加重,便满面愁云。房玄龄弥留之际,李世民亲自来到病榻前,与之握手诀别,悲不能禁。当功臣党仁宏晚节不保、尉迟敬德居功自傲时,李世民数次在朝臣面前历数他们当年舍生忘死的功绩以致泣不成声,甚至最后以九五之尊含泪恳求群臣放这些有罪功臣一条生路。当“法外施恩”后,他又丝毫未忘自己对制度的破坏,而自请向天请罪自罚。
用人就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唐太宗更是深谙此理。唐太宗出征高丽,房玄龄受命在朝辅政,有人离开长安到李世民面前密告房玄龄谋乱,太宗“立杀之”。无独有偶,魏征任秘书监期间,有人因他曾效力于太子李建成而告其谋反,太宗“竟不问征,谨斩所告者”。
自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唐太宗对臣下的厚爱和恩待,彰显出一代君王少有的人文关怀,换来的自然是他们的死力效忠。
唐太宗在用人上强调“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定期对各部门官员进行考核选拔,裁汰冗官,以保持管理团队的高效。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法制和监察。他在即位之初,就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修订法令。他将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经常查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以便于赏黜。他还经常派李靖、褚遂良、孙伏伽等人,巡视四方,体察民情。贞观年间,官吏贪赃枉法者,必无赦免。因此“官吏多自清谨”,应当说,这都是唐太宗重视法制和加强监察的成果。
毋庸置疑,唐太宗是一名成功的CEO和人力总监,他成功的用人和人才管理之道至今仍被后世学习效仿。提高领导力,组建高效管理团队,也要以史为鉴,领导者的首务在于知人善任,以每个人的专长为立足点,扬长避短,并依照优势互补的原则,调整组织结构,以使整个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
(摘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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