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空的伟大史诗——外国友人和学者记者评说长征

　　武大卫展示他的藏书之一《毛泽东诗词》，他非常喜爱这本书，在其中夹了不少笔记。本报记者 韩晓明摄

　　80年来，红军长征早已为外国记者、作家和学者所广泛报道、记述和研究，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超越时空，走向世界。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世界人民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难、坚持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正如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所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人类勇气与怯懦的搏斗”

　　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将真实的长征介绍给世界。斯诺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陕北根据地，对红军进行采访。1937年10月，斯诺在英国出版了根据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长征的经过，一个多月就发行5版，并很快被译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斯诺称长征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远征，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用1/10的篇幅，以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红军长征，向世界人民展现了长征这篇英雄史诗。她认为，“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它们所遭受的苦难。”红军经过长征，虽然“瘦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但它“称得起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美国学者里奥·胡柏曼和保罗·史威齐都称赞“长征”章节是本书“高潮”，他们认为：“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的胜利的前奏曲。”

　　斯特朗曾6次来到中国，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连。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她专门介绍了“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诗”——长征。她写道：由于“为中国的独立而战”的建议“石沉大海”，所以红军“决定采取现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勇敢行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远征。”她正告读者：红军借长征宣传了抗日，实现了民族团结，“在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在宣告，中国必须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红军来到西北就是为了“向十一个省的人民宣传民族团结的必要性。”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国，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战士。1935年，她在伦敦与王炳南结婚，并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王安娜。转年2月，王安娜随王炳南来到中国，将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64年，她把在中国的“自我实际的体验”，写成了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倾听红军战士所讲述的“许多详细的情况”，使她感到长征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在她看来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她特别向读者讲：长征“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

　　“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外国学者对长征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出版了一系列专著。西方世界最早的长征著作，是由法国哲学家布瓦1957年出版的《长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迅速升温，大量著作开始出版，塔顿的《毛的长征历险记》、埃德蒙兹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温彻斯特的《毛的足迹》、弗里茨的《中国的长征：危险的6000英里》；1963年，日本学者冈本隆三出版了《长征——中国革命进行考验的记录》，随后他又出版了《中国革命长征史》和《长征秘话》等著作。苏联学者西基梁斯卡娅和尤里耶夫分别于1962年和1986年出版了《中国红军的长征》两本同名的著述。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又陆续推出了美籍华人学者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日本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以及法国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等著作。

　　迪克·威尔逊是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曾任《中国季刊》主编，他出版了《长征：中国共产党求生存的史诗》和《毛泽东的长征》等两本著作。在《史诗》一书中，威尔逊不满足于前人以新闻纪实的方式简单记录和描述长征，他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了研究，他强调长征是“生存的史诗”，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他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讲：“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4年春，读了《西行漫记》而“被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所吸引”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偕夫人夏洛特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了采访，并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不顾年迈体衰，心脏病发，坚持从瑞金走到吴起镇，行程11500多公里，他认为：“只有走过了这样的路程，只有吃过这样的苦，才能理解红军长征的伟大。” 同时，他还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许多红军老战士。和许多作者一样，他盛赞长征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意义，“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在书中，他还阐述了许多自己的深刻洞见。对长征在革命年代的价值，他写道：“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索尔兹伯里敏锐地观察到了长征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长征”中的重要价值，“长征体现了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这和中国现在的现代化过程所需的勇气、毅力、智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相同，因为两者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奉献。” 他告诉世界，长征“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11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和索尔兹伯里的相识“最终促使”杨炳章下决心研究长征。1990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通过“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模式来解释，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研究长征，他指出：长征是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南地区到大西北的一个必要的总体转移”，从此，中共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同时，华北、西北“没有被触动过”的乡村社会，也为中共“保留了一种高度的政治潜能”。

　　“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在海外学界出版的许多党史、国史和领袖传记中也就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业绩”，做出了经典性的描写和阐述。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专门谈到了长征，他将长征比作《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他认为长征有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为中共“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安定的地方整顿自己”，另一个是“促进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泽东，长征也为他找到了“最亲密的同事”——周恩来，这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

　　研究新中国史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之后发展》就强调，“长征是一个充满政治上和心理上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政治上，毛泽东通过长征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这里可以“实现他们要对日本人作战的誓言”，从而“实现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在心理上，长征给了人们以极其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孕育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等美德。“传记天才”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突出强调了长征的心理意义，“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

　　1981年7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偕家人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并给《生活》杂志发表了《一个美国家庭重走长征路》一文。重走长征路使布热津斯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布热津斯基对长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长征及其精神遗产为塑造非凡的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说，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它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

　　80年的沧海桑田，红军走过的山山水水依然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之中，也许已改变了容颜，但历史不会改变，人们不会忘记，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在世界军事史专家格里菲斯看来，中国红军“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英雄的红军用鲜血和汗水绘成了20世纪中国最悲壮的画卷，在今天、在未来，它仍会吸引全世界的人们去思考、鼓舞他们去奋斗。

　　（薛 琳 王 志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