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专家双双问鼎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郑哲敏、王小谟，这两位老人的名字，您或许很陌生，但在昨天(18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他们成为了令人瞩目的"明星"，并将从此载入科学史册。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其中，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了两位堪称各自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的两位院士，一位是中国爆炸力学的"泰斗"郑哲敏院士，一位是中国雷达领域的"先锋"王小谟院士。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军工装备专家。

　　预警机之父王小谟：13年打造三坐标雷达 效果堪比千里眼

　　从2000年开始，我国对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科技工作者，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2012年度的最高奖，两位老人或多或少都与军工领域有关——研究雷达的王小谟，和研究爆炸力学的郑哲敏。打个比方，如果是在战争中，一位研究的是怎么打得准，另一位研究的是怎么打得狠。王小谟的科研人生和中国的国防事业从一开始就紧密相连，50年代我国提出要造自己的雷达，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小谟便一头扎进了贵州山沟沟，花了13年造出了三坐标雷达。王小谟的弟子陆军说，这个技术可以让200公里以外瞄准，就像许海峰射击，枪枪都是十环。

　　陆军：三坐标代表了世界水平，因为要看到方位、距离、高度，尤其是高度。他这个三坐标就跟许海峰大把一样，200公里以外枪枪都是十环。

　　80年代，低空防御成为世界各国的"心头大患"，王小谟又带领团队研制成功了中低空兼顾雷达。90年初海湾战争爆发，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的装备急需。王小谟再次担任了中方总设计师。在购买技术的同时，他带领团队同步开展研制工作。

　　王小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国际合作当中，我要把国际上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变成自己的。从做的那一天我们就讲目的不是这一架，我们希望第二架就是中国人的。跟国外合作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条，我们要进行反设计，当国外禁运说不能干的时候，我们偷偷乐了，这个肯定让我们做了。

　　王小谟口中的国外禁运指的是，当年美国迫使外方，单方面撕毁合同的插曲。在王小谟具有前瞻性的判断下，我国加速了自主研发，没有受到外力影响，有条不紊地迈入了国际先进。时间来到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空警2000，作为领航机型，秒米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我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首次亮相，便震惊了世界。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王小谟留下了眼泪。

　　王小谟：经过天安门以后，我就跟周围的几个说，那是我们搞的，那是我们搞的。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原来想我们要争一口气嘛，我们这口气就争出来。

　　王小谟曾说自己准备70岁退休，但已经74岁的他如今依然在国防科研的一线忙碌。

　　王小谟：我们是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也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引导潮流，让全世界看着中国人的脸色来跟着走。

　　爆炸之父郑哲敏：满怀家国情怀 发掘破坏正能量

　　与研究工程的王小谟不同，郑哲敏的研究领域是力学，属于基础科学。从西南联大，到清华，再到美国加州理工，郑哲敏身上有着许多"大家"的烙印。

　　郑哲敏：最早的钱伟长先生，到后来的钱学森先生教给我很多，同时我们家里教育的是要勤快、要诚实、要实在，我想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员。

　　自称普通的郑哲敏，心里一直装着很沉的家国情怀。1955年，他决定结束留洋生涯，回到祖国。谈起半个世纪前的这个重大人生决定，郑哲敏说，他没有丝毫的遗憾和后悔。

　　郑哲敏：简单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回来我没有遗憾。如果我在美国，我大概没有机会做这些事，不会给我提供这样一个舞台。

　　不过，当年的郑哲敏并不清楚这个舞台有多大，自己又会在上面扮演怎样的角色。临行前，导师钱学森的一句"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成为他半辈子从事科研工作不变的轨迹。郑哲敏关于爆炸力学的研究，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为我国首次地下核爆当量预报做出了贡献。此外，郑哲敏还开辟了爆炸加工、瓦斯突出、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关键技术领域，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核心难题。1924年生人的郑哲敏，历经新旧两个时代，从背着强国梦，到做着中国梦，时至今日，老人依然不愿梦醒。

　　郑哲敏：我们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对于富国强民我们都有一种追求，总是想能给国家做一些事儿。到了我这个年纪，中国梦快做完了，但是你不甘心，所以要完成我这个小中国梦，好像要做的事情还挺多挺多的。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3年空缺9次 基础科学研究亟待加强

　　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每人奖金500万元人民币。除最高科技奖以外，当天的奖励大会上，2012年度四大国家级科技奖也同步揭晓。不过，代表着我国科研领域原始创新能力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3年来已经9次空缺。这个除了"最高奖"之外含金量最高的奖项，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空缺呢？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奖要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其中，在科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学术上为国际领先，或者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可以评为一等奖。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颁发情况可以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有24个项目获一等奖。而从2000年至今的13年中，只有4个项目获一等奖。曾经的获奖者，2009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植物志》完成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认为，自然科学一等奖常年空缺除了标准高之外，还有多方面原因。

　　王文采：第一个是国家一等奖一定要学术水平很高的，它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要花时间的，比较难以出产成果。第二个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这些大学没有出现高水平的学生，展开科研工作各个方面的人才总体来说水平不高，自然科学起步太晚了。

　　1915年，一批年轻的留美学者回国后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发行《科学》杂志。从那时起，中国才有了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个人和机构，至今还不到100年。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王文采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王文采：2005年英国Q皇家标本馆编出一本书叫《世界的豆科植物》，它那个标本馆豆科植物有72万多份，我就气我们标本馆，我说，咱们豆科植物标本有多少号？一数柜子大概是13万多份，也就是说什么？现在中国人没有能力编出《世界豆科植物》这本书来。

　　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几乎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王文采团队的获奖项目《中国植物志》，就花费了50年时间，200多人先后参与完成。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现在我国正处于科技成果积累的新周期。

　　邬贺铨：2000年前出来，是多年积累的结果，甚至是90年代积累下来的，那时候把好的成果都出了，现在还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不能说现在的自然科学水平比过去低了。新的科学发现探索，不是短时间产生的，需要一个周期。我们积累的时间不够，现在还没到大规模产生自然科学高水平成果的时候。(记者舒晶晶 肖志涛 实习记者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