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预警机创造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图)(2)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有人把您称为首位摘取最高奖的军工科学家,也把您称为“预警机之父”。

　　王小谟：获得最高奖和预警机研制成功一样，让我感到自豪。这个自豪并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我们集体、我们国家。“预警机之父”我不敢当。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我所从事的军工电子事业都需要团队协作来完成，我只是一个代表，一个中国军工电子人的符号。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团队，记住一种精神——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这也是中国预警机精神。

　　中国预警机研制团队庞大，集中全国百余个研究院所和工厂，覆盖到很多行业和很多专业。管理上采取双总师体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负责电子系统总承，中航工业集团负责载机平台改装工作。其中，电子系统设计的单位就有几十家研究院所、数万人参与其中。同时，预警机的研制要耗费巨资才能坚持下来，不仅仅是研制费用，研制出来后还要进行各种试验和数千架次的试飞，费用更高。预警机的研制是国家行为,预警机的成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记者：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研制预警机，后来中止，之后又为何重新研制？

　　王小谟：我们重新开始研制预警机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自主研制雷达。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研究人员就跑到当时的中苏边界用望远镜看人家的雷达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雷达界就有了自力更生的传统。由于雷达上天后往下看会碰到严重的地杂波反射，我们在60年代开始研制的预警机“空警一号”，就是因为未能解决这个反杂波问题而中止。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从基础做起，首先要攻克“两高一低”技术。所谓“两高一低”，就是高纯频谱发射机、高性能信号处理器、超低副瓣天线。从70年代起，我们下决心要在这三项技术上突破，首先攻克天线和发射的难关。到80年代末期，随着计算机发展，高性能处理器已经变得相对容易，这样“两高一低”就被解决了。

　　第二个就是在世界军事转型的大背景下，特别是预警机在局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当时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军方更加迫切需要作为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预警机，因此在90年代初，国家就决策重新开始研制工作。

　　记者：您曾经联合十几位专家联名上书请求自主研制预警机。您还提出，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当时国家决定立项研制预警机，是不是很不容易？

　　王小谟：是的，这时国家要上预警机，我们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预先研究基础。但这么大的工程，国内没有搞过，很多人担心自己能不能搞成。我们十几个专家，向上级领导陈述了我们自己能干预警机的理由和决心。

　　记者：对外合作不顺利，甚至最后外方单方面中止合同，这给我们的预警机研制带来什么影响？

　　王小谟：对外合作的中止，推迟了我们国内装备也就是用上预警机的时间，但却加快了国内自主研制的步伐。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所以，中国一定得有自己的预警机才行。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而且还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

　　预警机要集成很多技术，是非常难的；把众多的电子设备集成在一个飞机上，是完全自己摸索出来的

　　记者：您曾经提到，客观地讲，我们在对外合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小谟：是的，比如对规范的尊重。预警机的雷达上有一个核心组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我们自己制造。以前，我们造电子产品很简便，很多时候手工作坊的痕迹很重，好像拿个烙铁焊几下就成了。但因为没有工艺规范，从张三换成李四就不一定能做出来；即使第一个做出来了，第二个就不一定做出来。外方对我们的要求之严，可以称之为“吹毛求疵”。最简单的一个盒子的倒角都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所以，一开始很费周折，工人师傅们都很生气，私底下骂我们是“卖国贼”，说为什么要迁就外国人。开始我们做好了交给对方，外方认为我们没有达到要求，退了回来，说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做。

　　等我们严格按照要求重新做出来后，一通电就合格，不用调整。于是大家就理解了外方在这方面的做法，也非常服气。跟外方合作后我们有了经验，知道批量生产该怎么搞，做一个成一个，质量稳定了，也省掉了很多维修的麻烦。

　　在技术上我们也有获益。当时雷达界还是按照常规思维来做，没有用上网络。而国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用上了网络技术，完全网络化。我们通过引进学习了技术，对预警机立项也有帮助，加快了研制周期。

　　幸运的是，对外合作期间，我们坚持了不只是买东西，而是着眼于同步研制。实际上我们没想到他们后来会撕毁合同，只是想先跟着学，最后肯定要我们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