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国军高级将领“追剿”长征红军日记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黄镇将军当时留下“长征速写”,在红军将领留下的长征墨迹中应是凤毛麟角,日记也不多见。
日前,在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忠良书院博物馆”展出的建党前后、苏区至红军长征众多早期文物中,其中有一本吴奇伟始写于1936年1月1日止于1936年9月底的日记。内容大都是记述他是如何率部“追剿”长征红军萧(克)、贺(龙)、朱(德)、徐(向前)部的。吴奇伟作为国民党要员,时任“中央军”薛岳部纵队司令,反共坚决,“追剿”红军不遗余力。但作为高级将领,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反映当时战事和国民党内部对红军、在“追剿”途中对当地百姓状况及对时局的看法等等内容。读“追剿”日记,也可从另一视角洞察70多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而更知长征的艰苦卓绝,也能更加深刻地了解红军的胜利乃至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
另外,日记还细致地记载了其所到之处的地理、人文、风俗、民风。读来有趣,在读紧张战事的内容之余还可开阔视野。
吴奇伟(1891-1953),字晴云,别号梧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在十年内战中,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第四、五次“围剿”。红军长征后,他率部追击红军至四川。1949年5月,吴奇伟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通电与蒋政权决裂,宣布投奔中共。毛泽东、朱德复电,对吴等的投奔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
吴奇伟日记反映了红军的英勇作战和金沙江等重大战役的情况。
3月9日日记写道:
赤匪窜康之谜:我想赤匪断不致窜援西康,但事实打倒此种推断。徐匪是己经占领道宁、威胁康定了。在成都方面的人,以为从此匪据康定境,不会轻于犯川。但我仍然要坚持我从前的推断说,目前匪之入康,不外两种目的:一种乘康境无兵,用一部游击队去征集粮,运入丹巴,以供再度犯川整顿内部期间之消耗;一种是假道泰宁、木雅、广坝,比较富饶的高原河谷去接引窜宁的萧贺匪部。待两股接合后分从金川与宁远两点冲实出来。总之他无援康的企图。
4月3日日记写道:
贺匪己窜抵沾益之松林,萧匪窜抵马龙。有循朱毛旧路,渡金沙江北窜。
日记记载了国军在“追剿”红军过程中,与地方政权不合,有功必争有过必推的事实:
5月11日日记写道:
萧贺朱徐各股残匪,约五千人,已在西康会合股。以西康地势的险峻,而赤匪竟得长驱直入,地方负责当局,实在不能辞其咎。
日记还无意透露出军内派系斗争及蒋介石竭尽暗算、诬陷、排除异己之能事。
6月10日日记写道:
西南粤、桂军分途入湘,虽暂停止前进,但仍建筑工事,其后续部队亦继续向前集中,而中央方面对外之军队分防久已。
6月22日日记写道:
两广异动军人粤陈(济棠),桂李(宗仁)、白(崇禧)之罪状如下:放弃国防擅离职守。不服制止,抗命犯上。以抗日为虚名,增加敌国之嫉妒,陷国家于危境。以叛逆为事实,破坏民族生存之新机,援乱安内攘外之阵线。公然勾结敌国,收受军火接济,雇用日人为军事顾问,接纳先后叛逆之陈李蒋蔡。
另一方面,日记也重笔记下了国军内部反对内战、踊跃抗日和举国上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6月23日日记写道:
粤陈(济棠),桂李(宗仁)、白(崇禧),突然分兵北犯,宣言抗日。
陈李白于廿日,联名发通电请全国军事领袖,赞助抗日战事。电中详述中国军队武器虽逊于日而不致战败之理由,并申明西南出兵纯为抗日,竭力反对内战等语。李宗仁并否认有与白崇禧放洋之说。抗战情形严重。
闻日本现又要求将山东并入冀察区,换言之即扩大华北日驻军之强化区而至鲁地。宋(哲元)司令自以抗日,派之张自忠任津市长,已显然表示对日态度之强硬。并向中央请得既定方针,昨赴济晤韩(复榘)即为商榷此事,能否扩大即与日方决裂殊难预料。
沪各界团体及学生工人等三千余人,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赴京请愿团名义,于昨晨八时集上海、北京要求开车赴京向中央请愿团结抗日,闻保受桂系暗中唆使云。
这时,连处于“剿共”前线的吴奇伟也不得不疾呼:“华北日急,真不堪再有内战矣。”
日记还特别写道:
……因为本地不出米粮。军队到着时后方米粮输不上,要在本地购买粮食,不免与居民争食,因此就不得当地居民好感。更兼本地的保卫团丁动辄持势欺凌,人们因谋生不易,更要供给团丁的伙食,不免生怨。余巡查乡间时,闻保甲长叫苦,乾人的声音是:“我们宁愿红军来!”
还写道:
询知,红军到时,只打土豪。我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因要做工事,筑机场),乱砍树木、竹林。颇惹人怨。
读到“我们宁愿红军来”我思索良多,我想,当时国民党要员吴奇伟们在听到乾人的声音“我们宁愿红军来”时,可能还不能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而他们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体恤民情,关注民生,在农民最需要土地时,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赢得人民信任。“我们宁愿红军来!”这大概就是共产党能胜利的根本所在。
历史的老人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不可一世的国军:当年那些在牧师家围着火锅,边吃狗肉边谈军事,指挥“剿匪”、“围剿”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克)、贺(龙)、朱(德)、徐(向前)红军,大骂红军为“匪”的国军将领,10多年后的1949年,当年的国军,除像日记作者吴奇伟一样弃暗投明、投奔当年咒骂的“匪”外,或被俘,成为战犯,或被赶到台湾那个弹丸之地,向隅而泣。而日记中的“匪首”萧、贺、朱、徐等人,则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与将军,站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人民欢呼拥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就这样定格了。(王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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