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美空军迫降浙江 受恩于国人施救死里逃生(3)

　　行动提前一天半

　　4月2日，美国“大黄蜂号”航母停泊在位于旧金山的阿拉米达海军基地，16架B-25轰炸机被吊上了航空母舰的甲板，航母起航。七艘巡洋舰、驱逐舰和加油船也相继出海，组成执行轰炸日本任务的特遣队。

　　执行任务的飞机从外形没有什么变化，内部都动了“手术”：机身腹部的旋转机架拆除，腾出的空间塞进了一个60加仑的油箱；报务员舱内放入10只5加仑的油罐；连狭窄的过道间都被扔进了一个新研发的“储油皮囊。”

　　这种大手笔的改装出自行动指挥领导者杜利特的手笔，他不仅是个技术娴熟的特技飞行员，还获得过机械学博士学位，对于飞机的内部构造了然于心，他知道，对于这场长途奔袭，B-25原本的储油量远远不够。

　　为了避开日本外围的警戒线，机组计划在“大黄蜂号”距日本本土800公里处起飞。根据情报，这是日本本土的警戒范围。加上从日本到中国机场的距离，必须保证B-25改装后能够达到3600公里航程。

　　3日，杜利特将被甄选出来的16个机组80人召到了一起，直到这时，这些飞行员才明确知道了他们的任务。“我们将在19日下午起飞，直取日本，中国政府将与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会在中国沿海不远的机场降落，航油已在那里准备好，加油后，我们要起飞前往重庆。”

　　杜利特拿出地图，让飞行员自选轰炸后属意的降落地，为了稳妥起见，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海岸线最近的衢州机场。

　　第二天，两位海军军官为这些即将出征的勇士们上起了“文化课”，授课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日本的历史、风俗和政治理念；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差距；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理区别；便服和军服的款式差异……两位临时教师还重复着这样的发音：“Lushu hoo megua fugi”（据当事人回忆的注音），告诉飞行员们，它是中文版（粤语方言）的“我是美国人”，说出这句话将能得到中国人的帮助。

　　13日，另一艘航母“企业号”加入了护航队伍。船队向前行驶，逐渐接近日本。

　　4月18日清晨，“企业号”的侦察机忽然发现一艘日本渔船，祸不单行，“大黄蜂号”的雷达也侦听到了一艘日本小舰艇的动静，更糟糕的是，通讯室同时发现这艘舰艇正在发出日文电报。

　　备战铃打响，从睡梦中惊醒的机组成员们纷纷奔向飞机。

　　未到危险区，却已踩了雷。原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启用了新的防卫措施，几十艘渔船、小舰艇把警戒范围扩大到距离日本本土1300公里。

　　山本五十六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因为这次偷袭而成为日本的“英雄”，但留学美国的经历，让他很清楚日本和美国在国力和战争能力上的差距。对美国开战前，山本五十六曾预测：“如果在开战后的一年之内，还满可以干一阵子，以后如何，很难预料。”

　　事实也的确如山本五十六所预料的一样。

　　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马上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保护。只是，他的未雨绸缪并没有起到作用，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8日8时15分，杜利特驾驶一号机，在冲到离甲板还有1米处时，成功拉起了机头，9时20分，第16架飞机升空。预定19日下午的行动被提前了一天半。

　　三个小时后，日本东京响起了爆炸声。

　　轰炸机投弹之时，一般被认为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窗口，而这次轰炸任务奇迹般地顺利，16架轰炸机扔完炸弹，全身而退，向着中国飞去。

　　但是，因为行动的提前，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变得危险重重。

　　杜利特机组起飞时，“大黄蜂号”航母距离日本本土还有1040公里。按照他们的油料储备，轰炸日本之后，他们已经很难再飞越中日之间的海面，而且，中国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的客人已经到来了。

　　天公作美，一股四十公里时速的尾风为机组送了行，大部分的飞机都飞过了中国的海岸线。

　　唯一的例外是八号机。由于频繁改装过程中的失误，它有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油量指示表很快报警。飞往中国已经绝无可能，只好把方向调向了最近的非日本控制地——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

　　八号机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飞机和飞行员毫发无伤。苏联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对外隐瞒消息，将这五名飞行员软禁了一年多。

　　八号机成了整个行动中唯一安全着陆的轰炸机。

　　飞向中国上空的15架飞机很快遇上了麻烦。傍晚时分，天气开始变坏，乌云密布。轰炸机在云层之上，根本看不见下面的陆地。

　　杜利特机组按照地图，摸索着衢州机场的方向飞行，请求引导降落的电波发出去，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地面回电。

　　郑伟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驻在衢州的空军第十三总站为19日的接应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

　　但是因为杜利特行动与原定计划的一天之差，这些工作失去了意义。

　　当时派驻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十三总站负责站长陈又超回忆，18日晚上七八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蚊式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B-25在19日、20日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

　　19日凌晨，陈又超按照原定计划，命令各相关单位、人员、机具紧急待命，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空勤指挥、消防、警卫各就各位。六时许，云层中传来了隆隆机声，但机场等来的却是三架黑色无国徽的小型战斗机的袭击，三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然后机枪扫射，接着几架轰炸机又开始对跑道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

　　此时，轰炸东京的机组在中国上空消失了踪迹。

　　杜利特等人此前接到指示，在降落中国机场加油后前往重庆，接受“飞虎队”的陈纳德指挥，但陈纳德本人却没有接到任何人对这件事的只言片语。

　　陈纳德把杜利特机组与机场联系的失败归咎于美方事前过于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决策者们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即使杜利特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盟友，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的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