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和斯大林“切磋”:商定对策防美介入(3)
争取北平和平解放
在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年里,蒋介石做着最后努力,力求保住在华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北平和天津。为此,1948年9月30日,蒋介石曾到北平,向傅作义面授机宜;这年11月,傅作义又到南京,向蒋介石保证天津、塘沽成为定案。(参见杜建石:《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14页。)美国也有意在不出兵的前提下,援助傅作义做最后抵抗共产党人的行动。考虑到傅作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考虑到北京的历史文物和几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共为争取傅作义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向捷列宾详细介绍了这一切,包括中共与傅作义保持着固定无线电联系的情况。
针对中共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一事,毛泽东解释说,傅作义得知自己被宣布为战犯后,“心情沉重,以为上了当,悔恨不已,骂自己是混蛋”。但是听到中共口头告诉他的六条内容之后,“他放心了”。中共认为,如果不把傅作义列入名单,蒋介石就会怀疑他暗通中共。如果傅作义照中共的指示办,中共就可以向人民说他有功,人民就会原谅他,那时候就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抹去。
毛泽东告诉捷列宾,中共的基本要求,就是傅作义创造条件让中共的军队越过他部队的驻区开进北平,不破坏城市。他剩下的四个师改编成一个军,撤出北平到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谈判尽管曲折反复,中共与傅作义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还运筹帷幄,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新政权。为建设国家,中共急需外国援助。鉴于1947年中共就决定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能够给予援助的就只有苏联。即将出现的新国家,从人、财、物三个方面,从内政外交方面都必须有可靠保障,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初曾打算率领由任弼时、高岗等21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苏联,“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并领受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
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问苏联。“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是由米高扬带来的。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八项条件。此前几天里与斯大林的通信内容,基本反映在其中。
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今天我们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本年1月1日蒋介石和平文告中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的。”毛泽东说,蒋介石和平文告的公布,引起“国统区的极度混乱,百姓普遍要求国民党实现和平,指责它的和平条件太过苛刻”。
1月初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通信和直接间接的谈判后,中国军事形势急剧变化,天津于1月15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短短的几天,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几个月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李玉贞,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