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邓小平建设抗日根据地：与敌大打货币金融战

　　抗日战争时期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重要时期，后来邓小平诸多经济思想早在这一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他在极其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结合晋冀鲁豫边区经济状况和实际，对边区经济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在工农业生产、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减轻农民负担、商业贸易、货币金融、经济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脉络，为根据地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战胜经济困难，发展社会生产，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抗战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是与对敌经济斗争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

　　方面而订出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这一论断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同时，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今后斗争更加残酷，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因此，他强调“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6页。）

　　一、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生产

　　（一）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农业是抗日根据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来源，而且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着重要的物质支持。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地处广袤的农村，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意义更为重大。对此，邓小平指出：“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0页。）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创建了专门领导农业生产的组织机构，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具有农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同时，广泛“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1页。）由此，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保证了根据地军需民用。

　　（二）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处于交通不便的经济落后地区，同时在日伪和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封锁下，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根据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生产，工业品更是极端匮乏，连最普通的墨水、铅笔、火柴也必须从敌占区进口。对于此种情况，邓小平有着明确的认识，“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2页。）

　　为了解决根据地军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摆脱对敌占区、国统区的工业品依附，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晋冀鲁豫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创办了大量分散的纺织厂、服装厂、制鞋厂、皮革厂、造纸厂、印刷厂、制药业、小煤窑等。同时，在邓小平的号召下，边区各级党和政府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参与手工业生产。以纺织品为例，冀南区差不多每两人一架纺车，每六七人一架织布机。邓小平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空闲来纺纱，进一步提高了根据地民众发展手工业的热情。由此，“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1页。）。邓小平也对手工业的发展感到欣慰，他指出：手工业的发展“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来源虽并不困难，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2页。）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与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三）生产奖惩制度与提倡生产节约。为了发展生产，渡过灾荒，1943年9月21日，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了全边区生产动员大会，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具体阐释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赏罚制度的建议，要求边区各地为促进生产发展，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约，努力生产。他指出：“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随后，《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了邓小平这份报告的摘要，并将奖金额度提高为“200元到300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944年4月1日，为了提倡劳动与节约，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由滕代远、杨立三制定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即《滕杨方案》）予以公布。《滕杨方案》以毛泽东和李富春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公私两利”原则为基础，进一步批判了经济战线上“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享用，生产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这个方案还指出，在生产中公私兼顾使集体和个人通过生产节约都能增加收入，从而进一步确定了集体单位和个人生产节约、奖励分红原则。方案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70％归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全归自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下），第58页。）《滕杨方案》的公布，进一步推动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邓小平关于奖勤罚懒的生产奖惩制度与提倡生产节约的思想，得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广大党政军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对克服敌伪的经济封锁，战胜自然灾害，改善军民生活，提高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加强经济人才队伍建设。经济人才是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的助推力，是抗日根据地推进经济建设各项事业的第一资源和重要动力。经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十分复杂，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一般规律。这样，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需要有一支精通经济工作的人才队伍，来贯彻落实党在经济战线上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对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6页。）。通过培养与锻炼经济人才，让其投身于经济实践和经济斗争之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经济本领过强、业务素质过硬的经济人才，造就了一支具有丰富经验的经济人才队伍。他们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各条经济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地实施对敌经济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