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女飞行员：训练8个月飞赴抗美援朝前线(2)

　　穿云破雾

　　我从1951年3月进航校到1967年停飞，当了16年飞行员，飞过4种机型，担任过飞行中队和大队的领导，当过飞行理论教员，飞行时间逾4000小时。在同期女飞行员中最早放单飞，还获得过众多“第一”：共和国第一个女机长、第一个飞赴抗美援朝前线执行战备任务的女飞行员、第一个全天候女飞行员、第一个女飞行教员……算是个名副其实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另外，我还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唯一一个改飞“伊尔-14”型飞机的，被称为“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

　　我幼年因家境贫寒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跟着养父母逃难到香港，受过磨难，因此不畏艰险，不怕吃苦，也比较爱动脑筋，在飞行中，喜欢执行艰难险重的任务，因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先说遇到复杂气象——1958年8月22日中午，团里接到中央军委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要求半小时内起飞，将一份绝密紧急命令于下午5点前送到福建前线。气象预报说途中会经过一个锋面，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团里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去执行这次任务。飞机快到济南时，发现前面有一片很厚的黑云，面积很大，飞进云层后，气流越来越紊乱，飞机颠簸得更厉害了。突然，一道亮光从机头闪过，就听见通信员尖叫一声：“耳机被打掉了！”我赶紧命令关闭通信设备，同时迅速掉转机头，想脱离这暗藏着积雨的云层。可是飞机颠簸得太厉害了，就像小船在海上遇到12级台风，机身左右摇摆达四五十度。机内十分沉寂，没有人说话，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我咬着牙，眼睛都不敢眨一下，飞机在云层中颠簸了大约20分钟才冲出云层。大家刚松了一口气，又看见飞机前面波纹形的浓云和积雨连成了一片。要是执行一般的任务，飞行员是可以要求返航或在附近机场迫降的。可是这次不行，下午5点之前必须把这个命令送到福建前线。我心里分析，夏天的锋面运动方向一般是从东南到西北，也就是从海上到内陆，锋面的恶劣程度会慢慢减轻。当获得内陆开封的天气条件允许，我马上掉转机头，避开锋面，绕飞开封，然后经南京飞赣州，终于在下午5点前抵达福建连城机场，将这份绝密的紧急命令交到福州军区前线指挥部，又遵照命令连夜返航北京。第二天，福建前线万炮齐鸣，给金门、马祖守敌以沉重打击。团领导对我说：“你把毛主席亲自签发炮击金门、马祖的命令，在险恶的天气情况下准时送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向你祝贺！”我才恍然大悟，为自己能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发挥了一点作用，感到兴奋和自豪，就是再危险也值了。

　　再说侧风飞行——我们飞的“里-2”型飞机副翼面积小，方向舵面积大，如果操纵杆压不住，飞机容易偏出跑道，有时还会擦坏机翼。按照苏联原版《里-2飞行手册》的规定操作，每遇到侧风，飞行员要压杆蹬反舵，常常累得满头大汗、两腿发抖。我想，飞机是苏联造的，他们的飞行员也这么累吗？遇到刮风天气，我就带着这个问题跑到西郊机场去看中苏民航的“里-2”是如何降落的，结果发现苏联顾问着陆时采用侧风修正法，让飞机稳稳当当地落了地。我茅塞顿开，琢磨出了一套“上风头反方向侧风修正法”。经过多次试验，果然不错，不但轻松，而且安全，很快被学员们所接受。可是领导却批评它违反了《手册》的规定，不做推广。实践是最有发言权的。后来，领导看到我在侧风条件下比别人飞得好，也就不说话了。更耐人寻味的是，遇到大侧风天气有紧急任务时，还会让我打头阵开路。

　　1960年5月9日中午，山西大同煤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瓦斯大爆炸，近千名交接班的煤矿工人被困在井下。中央迅速调集了大批抢险人员和器材、物资，空军命令我师执行运送任务。然而，大同是个风口，那几天的风力达到六七级，阵风甚至超过了八级，超过了“里-2”落地侧风不得大于每秒8米的规定。而且，当时的大同机场，没有夜航灯，空军建议大同市将公共汽车聚集到跑道两侧，到时开大车灯代替跑道灯。

　　为了取得经验，空军指示师里先派一架“里-2”去试飞一下。师、团领导觉得我在侧风条件下降落的安全系数比别人大，就把试飞的任务交给我了。试飞时，我按照“修正法”修正了大侧风，同时使用无灯着陆的方法，让飞机准确地落在两排汽车大灯照亮的跑道中间。顿时，机场上一片欢腾，大同市长眼含热泪跑过来与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解放军，真是太感谢了！”我当即摘下飞行帽鞠躬答礼，欢迎人群见是一个女飞行员，又引来一阵欢呼和惊叹。随后，我和战友们连续飞行两天一夜，胜利地完成了这次空中救援任务。

　　天作之合

　　我今年80岁了。回想往事，自感是个幸运儿。不仅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还有幸遇到了我那幸福的一半。

　　他叫王效英，也是个飞行员，比我大两岁，年轻时也算风流倜傥。我和他相识于1953年，那时他从长春航校调到我们团当飞行副大队长，是我的领导，听说飞行技术蛮不错。不久，就奉调去朝鲜当志愿军空军专机大队长，接着又出国执行同样的任务，1956年才回到部队。1957年春天，部队飞复杂气象训练课目时，他当指挥员，我是飞行教员。通过这段接触，我不仅佩服他的飞行技术好，还发现他这个人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办事认真细致，且待人谦和，没有什么架子，给我留下了好感。说心里话，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共事。也许是天遂人愿，这年秋天，部队安排飞行员去辽宁兴城疗养。在疗养中，一有机会，他就挎上从国外带回来的德国徕卡照相机，邀我到海边游泳、散步、谈心和拍照，还时不时地讲一些逸闻趣事逗我开心。归队以后，接触就更加频繁了，到第二年的5月，我们这对相互欣赏的飞行伙伴就结成相依为命的生活伴侣。婚后我常想：现在我不仅拥有自己热爱的飞行事业，还有一份真挚的情缘。我和他一定要比翼齐飞，争取多飞，飞得更好，飞得更久，真正成为“天长地久”的一对。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我的美梦击得粉碎。尽管他当时已是飞行团长，1956年就是全天候飞行指挥员，还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而受到株连，和我一起未到飞行最高年龄就被停飞了。但他并没有埋怨我，反而给了我诸多理解和支持，是他的爱和家庭的温暖伴我度过了这段最难熬的岁月。打倒“四人帮”后，空军平反文件下来了，纠正了我们夫妇被停飞的错误处理，但是考虑到我们已停飞10年，年龄也都四十开外了，就不再恢复飞行。他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兼参谋长，我也随调任飞行原理教研室副主任。1983年他到成都空军担任领导职务，我又随调到成都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担任文化教员。我1986年离休，随后他也在1992年办理了离休手续。这样我们东南西北奔波了大半辈子，最后在广州安家落户了。本想安度晚年，而我却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应邀参加广东省航空联谊会的工作，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再作贡献，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从理事、常务理事一直忙到现在的副会长。

　　2008年5月1日，迎来了我们两人的“金婚”纪念日，我俩回到北京西郊机场，故地重游，浮想联翩。这里见证了我俩相识、相恋的美好时光，也留下了我俩风华正茂时的奋斗足迹。我俩从这里起航风雨50载，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同享受生命的每一个晨曦和黄昏，怎能不令我无限欣慰！(本文摘自蓝天出版社图书《悠悠蓝天情》中《我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一节 秦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