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老兵：有人因感恩参加解放军当飞行教官(3)

　　一些日本兵因感恩参加解放军

　　李素桢说：“尽管存在异域文化的差别和访谈能力、财力的不足，但我还是背着录音机、照相机，换下大学讲台上的着装，尽量使自己接近草根民众，这样才能缩短我和日本老兵之间的距离，才能和他们促膝谈心。谈到高兴处，我与他们一起孩童般地欢呼雀跃；谈到悲伤时又与他们一起流泪不止。要珍惜他们追忆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甚至一声叹息、一个脸色，力图原汁原味、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向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披露他们的悲苦、他们的幸存、他们的人生之旅，以及他们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谊所贡献的可歌可泣的业绩。这对沟通两国民众的心理，融洽两国民众的感情；进而共同梳理历史，创建互相理解的民众史观，从而更好地铺设中日友好的和平大道，一定会有益处的。”

　　在李素桢采访的日本老人中，有一些人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有贺元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开发新“满洲”的殖民主义教育宣传下， 14岁就报名参加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齐藤中队，被派往当时中国东北的兴安省。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保护他们的关东军早已逃走了。

　　李素桢从有贺元彦那里知道这批日本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异域他乡、亲友皆无、音信不通情况下的状态。有贺元彦告诉李素桢，当时，他以为“别无他路，只有等死了”，“躺在那里等死，连想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把三个馒头递给了他。他和另外三个等待死亡的义勇军少年分吃了这三个馒头。粮食的力量使他坐了起来(其中一人第二天死亡了)。“啊，我还活着吗？”他下意识地问自己。第二天，那个中国少年又来了，把有贺元彦带到他的家里。中国少年的妈妈为有贺熬制了大米粥，而他们一家三口人吃的却是玉米粥。在当时的情况下，吃大米粥如同吃御宴一样啊！有贺元彦流着泪饱餐了一顿。中国少年的妈妈又为有贺元彦的朋友们贴了一锅玉米面饼子，让他带了回去。

　　有贺元彦活命了，他的义勇军朋友也得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贺元彦边流泪边说：“那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我们日本民众带来痛苦。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有贺元彦还回忆道，在那零下30摄氏度的严冬，为了让战败投降后的日本人活下来，“中国人民以特有的温情来救助我们，我们40多人分别被分配到中国人的各个家庭。先后照顾过我的有张丙旭、包医生、巴图先生、巴图先生的亲戚沙贺先生等等很多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照顾，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那以后的1946年，有贺元彦自愿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中国的解放战争贡献了他的青年时代。1958年归国后，他时时不忘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故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立刻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命恩人，多次访问第二故乡。当年送给他三个馒头的张丙旭已经不在了，但他在1999年终于找到了张丙旭的女儿。如同见到救命恩人一样，有贺元彦泪流不止地讲述了当年的悲苦与幸存。

　　为了报恩，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也为了让第二故乡快速发展起来，有贺元彦和他的日本友人在当年获救的土地上(内蒙古科左右旗)捐款建立了光田希望小学、日本语培训学校。有贺元彦说：“只要对日中友谊有好处的事，我就努力去做。”有贺元彦如今已经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荣誉市民。

　　李素桢现在对口述历史的热爱，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这位20年前就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现在居然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投入到了口述历史事业上。她还把这些日本老兵带到长春等地进行演讲，现身说法，对战争进行悔过。

　　历史是已经逝去、永不复返的客观发展过程。就历史事件和人物而言，在历史上只能产生一次，随后便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之中。它不可能像化学反应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多次重复地进行。由此看来，做好口述历史的意义尤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