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飞行员带弹参加开国大典受阅 防敌机袭扰

　　我是1949年1月，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的。那时，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获得新生后的我很快便投入了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并于1949年10月1日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

　　9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命令，全队欢呼雀跃，大家加紧训练，准备迎接那个最伟大时刻的到来。

　　1949年10月1日早上5点钟，飞行队全体人员在机场集合，战斗机整齐地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严密警戒敌人可能来破坏我们的开国大典。同时，大家也急切地等待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来检阅我们。前两天，我就得到通知，为了防止受阅时敌机的袭扰，要我和另一个飞行员带弹参加受阅。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最大信任。

　　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南苑机场上，17架受阅飞机按预定计划，相继升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只见下面万头攒动，红旗如潮。故宫建筑群金碧辉煌，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啊！见到了，我见到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向我们招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引下，正在磅礴前进，奋勇向前。

　　我——一个刚刚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盛典，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人民空军对我的重用，对此，我深深地铭记在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挑起了内战，将刚刚享受到战争胜利喜悦的中国人民，又推入了战争的深渊。此时，我对于内战的厌恶已达到顶点，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躺在床上偷听解放区的广播，翻阅一些进步报刊。我老早就从一些亲友那里了解到有关解放区的情况，知道在中国的那一方，存在着光明和真理。我渴望光明，追求真理。但是，此时此刻，又感到惶惑和不安。这光明和真理也属于我吗？我能被它所容纳吗？

　　12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封从天津发来的信，一口气读完，沉闷的心扉上终于开启了一个透气的天窗。信是堂姐写来的，我们多年没见面，但我知道她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来信很简明：

　　“承荫弟(我原名阎承荫)，别来无恙。听说你在空军中混得不错，甚喜。姐唯望你在把炸弹投向自己同胞的时候，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不要忘记你效法阎雷参加空军的爱国初衷，能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中国人。现在气候变化很快，望你珍重。如你感到不适，可想办法找姐……”

　　信中提及的阎雷是我的三哥，原是国民党军空军军官学校第10期毕业的飞行教官，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1941年，他参与试验一种能打击日寇机群的空中爆炸弹和延期性炸弹。一次，试飞飞机在起飞滑行时炸弹脱落爆炸，机毁人亡，他以身殉国。我当时正在北平读高中，一方面不堪在日寇的铁蹄下做三等国民，另一方面被哥哥的爱国精神所激励，乃辍学从军，历经辛苦，于1944年辗转来到大后方，在四川省江津县投考了空军，决心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我把堂姐的信连读了几遍，只感到脸颊发烧，手在颤抖，追悔、委屈、羞辱交织在心头。身处黑暗和腐败之中，我虽努力做到同流而不合污来聊以自慰，但又没有勇气彻底摆脱这黑暗和腐败的环境。这正是我一直苦闷、彷徨而不能解脱的原因。读堂姐信后，我决心不再犹豫，我要勇敢地跳出这腐朽的政治牢笼，寻找新的生活。

　　1949年1月13日傍晚，我躺在床上看画报，分队长汪梦泉推门进来：“承荫，准备一下，明儿早咱俩出任务。”

　　“飞哪里？”

　　“徐州，侦察徐蚌沿线共军。”

　　“知道了。”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翻过一页画报，悄悄遮挡住自己的脸，担心汪梦泉察觉出我异样的激动。那渴望自由的火焰，此刻正在胸中燃烧。

　　1月14日清晨，薄雾阴霾，南京大校场机场笼罩在砭人肌骨的寒气之中。偶尔，笨重的运输机起飞降落，打破了机场上的寂静。上尉分队长汪梦泉在前，我在后，提着飞行图囊，向停机坪上两架P—51“野马”式战斗机走去。

　　机械士已把飞机准备好，我登机检查一遍，向汪梦泉伸出两个指头：“一切正常。”螺旋桨开始转动，发动机发出怒吼声，飞机滑入跑道，加速，拉杆，“野马”腾空而起。再见吧，昨天的世界。我感到这是真正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飞行。

　　树木、村庄、碉堡、战壕迎面扑来，一闪而过。40分钟后，公路上、野地里，时而可以看到被击毁的国民党军卡车、榴弹炮、坦克，它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殊死的大战。1月10日，邱清泉、李弥兵团被最后歼灭，淮海战役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结束。这些被击毁、遗弃的美械装备，预示国民党的末日不远了。

　　终于到了，下面就是济南。我习惯地看了一下手表，整整飞了1小时30分。

　　我下降高度，大速度通场。当我从机场上空重新拉起，作半筋斗转弯时，一串曳光弹从机头前掠过。好险！人民解放军不明白我的意图，开火了。我迅速放下起落架，立即着陆。地面看出这是一架起义飞机，当我打开座舱盖站起来时，欢呼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向我奔来。“我是起义来的。”我大声呼喊着，跳下飞机，向欢迎的人群跑去，刚才在空中的紧张感全然没有了。一双双大手紧握着我，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在耳旁：“同志，欢迎你，你解放啦！”是的，我解放了！1949年1月14日，我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推动下，驾驶“野马”解放了我自己。

　　1949年2月下旬，我奉命驾机北飞，先到天津、沈阳，后到牡丹江老航校工作。为了确保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飞行队，调集飞行员10多人，飞机10多架，边建边训，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8月上旬，正在东北公主岭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的我，接到军委航空局的紧急调令，到北平飞行队报到。这个飞行队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铁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的飞机都是国民党的，飞行员的一部分也是国民党军空军培养的。国民党依靠美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铁拳的打击下，不断分化瓦解，转移到人民方面，成为人民夺取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手中利器，这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本书摘自蓝天出版社图书《悠悠蓝天情》中《我参加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一节 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