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彭德怀为何从朝战前线紧急回京面见毛泽东？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读过两年私塾，因生活所迫，从10岁起就给富农放牛、在煤窑打工、到湘军当兵，在生死线上经过10年的挣扎磨练，终于养成一身正气，立志要为广大工农摆脱苦难而奋斗。1928年4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的彭德怀，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等率领所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随后长期担任我党我军的领导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是深受广大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赞誉他“颇具战略眼光”。彭德怀虽然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撤职，“文革”动乱期间又被迫害致死，但他一再显示出的刚正不阿的崇高品质，不愧为共产党人的楷模，永远值得学习和弘扬。值此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15周年之际，本文特向读者介绍几段鲜为人知的事迹。

　　致函中央管“闲事”

　　1928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处境相当艰危，先是在湘南的“八月失败”中严重受损；接着又遇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于1929年1月14日被迫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20日再次在大余遭到失利。处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红四军前委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又担心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而并未实施这个计划。

　　这时，中共中央曾几次派人给红四军送信均未联系得上，对该部情况缺乏具体了解。1929年2月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关于朱毛红军为粉碎湘赣两省敌军“会剿”而撤出井冈山又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后，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与会的多数人主张红四军应分散活动，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泽东应撤出，以减少敌人的目标。2月6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同意中央军事部派人去找红四军。周恩来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边特委的指示信》，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后发出。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形势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意见，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农村武装割据的作用和红军的前途，估计不足，着重指出“目前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重申“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让毛泽东、朱德应有计划地将红四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同时担心“朱毛两同志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以便“将一年来万余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革命”。

　　中央的这封指示信由福建省委转到红四军已是4月3日。毛泽东感到来信对形势的分析比较悲观，同红四军主力前不久在闽西大柏地诱歼敌军刘士毅旅的胜利形势很不协调，随即于4月5日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进行讨论，并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批评二月指示“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但是在坚持斗争的方针上，同样承认了“城市中心论”的观点。信中说：“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蛮是帮助城市、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基于以上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信中尖锐指出中央“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指出：“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此，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央主张将红四军分散的方针，而是要和蒋桂两派新军阀“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至于毛泽东和朱德两位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要不要服从中央二月指示“脱离部队”，复信并未表明态度。但又觉得从党的组织纪律来讲，下级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为此，毛泽东把自己的犹豫和困惑，在召开前委会议前告诉了平江起义后率领红四军到井冈山会师的彭德怀。

　　本来中央的二月指示与彭德怀无关，可是当他知道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后，却“多管闲事”，明确表示这个决定有些欠妥，并且不顾自己在党内的资历浅，也不负有直接向中央写报告的使命，但是耿直的性格却驱使他主动向中央表明不同意见。于是，他在4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首先报告了自己在平江起义后率领红五军在湘赣鄂三省边界转战的经验和教训，也汇报了引兵上井冈山和突围战斗的经过，并且如实分析了平江起义存在的缺点和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失利的原因。接着强调说明：“在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兵则气虚胆心”，“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党员，即平均数时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想）不出办法，以致被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这种严重时刻，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取藏躲避政策。”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有意识地表示不赞成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的主张，前委给中央复信中的观点就是吸取了彭德怀的意见。至于中央有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现在无从查考。

　　1929年春天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毛泽东给中央复信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向忠发起草的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时，周恩来说：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况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得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给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信。信中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局势，辩证地说明：“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他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斗争要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而进一步指出：“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中央还没有接到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报告，但是已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只是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由此表明，原先调朱、毛出来的决定，不再坚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