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中国初期中共攻台准备 美曾声明“弃台”(3)

　　中苏结盟，加大对抗美国砝码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苏联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关系，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领导集体，但由于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原因，中共仍一直将苏联当作最可信赖的国际朋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实际上已经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且革命胜利以后必须争取国际承认，新中国的重建也必须争取到国际援助，“联苏”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两次给斯大林去长信，阐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强调“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以坚定斯大林的信心。他还盼望与斯大林会面。此后斯大林决定派人到中国与中共会谈，毛泽东才取消了去莫斯科的计划。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斯大林的全权代表，秘密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人进行苏中两党高层会谈。面对“带着耳朵来倾听”的米高扬，毛泽东一口气谈了3天。其间，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此次会谈，在有关中共所采取内外政策上基本取得一致意见，极大促进了中共“一边倒”战略的实行，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也有了初步的沟通和理解。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最终确立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6月30日，为给刘少奇出访苏联制造有利氛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9月，在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一边倒”方针被定为国策。1950年2月，作为毛泽东访苏的最重大成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这就从法律意义上将中共“一边倒”方针和中苏同盟关系固定下来，加大了中国对抗美国的砝码。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原先毛泽东担心美国颠覆新政权，后来更担心美国干涉中共解放台湾，自从请了苏联这个“帮手”加入，这种担心大大地得到缓解了。

　　1949年4月和11月，解放军的海军、空军先后成立，但要真正形成作战能力，还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起初苏联顾虑美国干涉，犹豫不决。后在美国发表“弃台”声明以及中苏结盟后，斯大林终于就中共“在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表示明确支持，并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与苏联结盟以及苏联提供援助，加快了中共准备攻台的进程。于是，攻台的准备工作便作为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在1950年紧锣密鼓地持续进行。苏联人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的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中共的空军和海军开始初具雏形，攻台条件逐渐具备，攻台时机日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