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重庆市民看红球躲轰炸 曾缺氧酿惨案(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于是年11月正式迁抵重庆，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核心区域。随着战争的进行和人口的内迁，战时重庆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物价上涨、百货匮乏等不断呈现，为当地市民的日常生活烙上了深刻的战争印记。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也给重庆城市生活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时尚气息，促进了市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乃至风俗观念的革新，加速了东西部思想文化的交融。

　　战争笼罩下的艰辛生活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虽没有正面战场上的血腥与惨烈，但始终笼罩于战争阴霾下。

　　国民政府迁渝后，陪都重庆日益成为敌军轰炸的重点。每当日机临近，警报“红球”随之挂起，市民们纷纷避走它处，由此形成了大后方独特的“跑警报”生活。“红球”警报是战时重庆的特定产物，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空袭警报经常无法用电，防空人员遂采取高处悬挂红球示警。挂一个表示预行警报，再串一个即为警报，此时居民要急行入壕钻洞，当串第三个就是紧急警报，路上行人不准再走动。红球台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市内如小什字的美丰银行顶楼、纯阳洞、李园、虎头岩等处，至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可见影响之深。

　　一些市民回忆，警报出现后，市民们不得不中止日常的工作或学习，四处逃逸，“有的乘轮渡木船、过南岸上山躲避，或顺流东下，到溉澜溪等地躲避；陆上出口，只有一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小轿车、客车、人力车挤在一块各奔生路，顿时车水马龙、人喊马叫川流不息”。有时，甚至一天要跑二三次警报。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避难所，却有高低贵贱之分。政府高官显贵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则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了就难以呼吸。对此，有过亲身经历的陈未云深有体会：进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即便是这样的防空洞也经常人满为患。1941年6月5日深夜，在日机的突袭下，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粗陋的设计与管理，造成数千市民在极度拥挤与缺氧中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大隧道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山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1943年激增至88万多，到1944年猛增至103万。大量的人口涌入本来就地窄山多的重庆，造成市内的住房拥挤不堪，物资储备日益匮乏，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大批民房惨遭焚毁。为了纾解住房紧张，重庆建造了大量的捆绑式简易工棚。这类寮屋简陋阴暗，质量低劣，几乎一推就倒；若遇日机轰炸更是顷刻崩毁，以致流离失所的人们连茅棚都没有，只能“天空就是屋顶”。物价飞涨最为市民头痛，八年抗战，重庆的物价是一日一价，日增月涨。老舍后来著书回忆道，“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不少罹灾之民，终日饥肠辘辘，民不聊生。迫于生计，灾民创制“八宝粥”维持生命。所谓“八宝粥”，无非是米糠掺杂砂子、稗子、稻壳等杂物。总之，在战时重庆，普通民众生活困窘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