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中国须做好中日安全危机与战争准备

　　中新网2月24日电 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发署名王勇的文章《从威海之战看中日安全战略博弈》，文章回顾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威海之战，提出三大历史警示，联系近来日本安倍政权企图与中国全面对抗的举动，指出中国坚持在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但面对军国主义者强加挑衅，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安全危机乃至战争应对准备，绝不让对手有机会向中国打第二枪。

　　文章称，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上任仅一年的安倍却频频出招：接连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等日本今后10年的“外交和安保战略指针”，明确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明目张胆地到“靖国神社”拜鬼，以“汇报执政业绩”来极力召唤军国主义的亡灵，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社会秩序；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打造战争“小核心”战时内阁，并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为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并增兵西南诸岛，加紧进行针对中国的作战部署……诸多因素预示着，安倍政权正将日本带向一种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道路，并将给地区安全和经济繁荣带来极大的威胁。

　　文章分析中日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及其影响时，回顾了甲午战争中的威海之战。这是甲午战争一系列关键性战役的收官之战，不仅反映了中日早期海权之争的结局，更记载了120年前中日发生大碰撞之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和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

　　国务院曾经在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将当年的主战场、建有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刘公岛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个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总面积约3.15平方公里的中国内海岛屿，史书称它为威海卫的“东隅屏藩”。其以“水深不冻，山列屏障，路断腹地，土无厚淤，口接大洋，地处海中”而颇受关注，成为北洋水师的基地。

　　据有关史料记载，1888年12月7日，北洋海军在刘公岛正式成军，随后发展到拥有大小军舰数十艘(有资料称65艘)，不仅位列当时亚洲的首位，在世界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称实力位居世界第8位)。然而，在6年之后迎来的甲午战争“大考”之中，这支中国当年最得意的海上力量却没能及格。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败北；1895年1月初，坚守威海卫的北洋水师被迫进入了关键性的最后决战，可结果却令国人大失所望。

　　尽管北洋舰队先前几次海战失利损失巨大，但在进行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最后决战前，仍保有一定的实力。其中，仅威海卫港内就保有各种舰艇26艘，再加上陆上设防的众多炮台和防御力量，只要齐心协力，配合得当，本应能够有效阻止日军的“最后疯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1895年1月20日，日军海陆并进，对中国守军实施了早期的陆海联合作战。担任日军登陆作战的，主要是由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2军，共2.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的第2师团，以及黑木为桢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日军登陆部队在其水面舰艇的掩护下，几经激战后于23日便在荣成龙须岛完成了全部登陆。

　　1月30日，日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的南帮炮台。当时，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有6营3000余人。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在营官周家恩的带领下，坚守摩天岭等阵地，以英勇顽强的抵御给予了日军以较大杀伤，包括击毙了担任日军左翼司令官的大寺安纯少将。然而，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清军最终没能守住南帮炮台。而就在威海的南帮炮台激战之际，清军在烟台及其以东还部署有30多营，但这些力量却没有及时投入救援，原因在于，南北帮炮台及刘公岛的守军主要听命于李鸿章。显然，这种由清廷高层揽权造成的内部矛盾，影响到了战时力量的协调与配合，也导致了战局的不利发展。

　　南帮炮台失陷后，威海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可当时负有防守威海重要责任的李秉衡却为了一己之利，对威海战事的发展漠不关心，仅派部分兵力扼守威海西路。因未及时增兵巩固阵地，威海之战的天平日渐偏向进攻的日军，至2月3日，日军便攻占了威海卫城。随着威海的陆地悉被日军占据，当时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已成为一座孤岛。继而，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了不下七八次的攻击，但均被坚守的清军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经致书丁汝昌，劝他投降，却被他断然拒绝。

　　战至2月5日凌晨，清军的旗舰“定远”中雷搁浅，后被当作“水炮台”使用，继续与日军作殊死搏战。可仅2天后，李秉衡竟然听信鱼雷艇管带王登云谎报的军情，弃威海于不顾而至莱州。此后，眼见形势进一步恶化，负有更高责任的李鸿章竟然也放弃了指挥威海保卫战的责任。这种指挥上的失职，无疑加速了这场战役失败和北洋舰队覆灭的进程。

　　2月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自杀殉职。11日，丁汝昌在美籍“洋督察”浩威，以及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随后接任的“镇远”管带杨用霖，也因不愿受降而自杀殉国。12日，浩威起草了投降书，并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2天后，牛昶昞与日本占领者伊东祐亨，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其中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使寄托着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希望化为千古遗恨!

　　文章研究史料后认为，其实清军本可以有机会挽回败局，下面即是众多机会中的两个。

　　机会之一：假如能够集中其他海上力量共同对敌。其实，清军除北洋舰队外，另外还有南洋、福建和广东3支舰队。可当时的海军衙门及至兼有“最高指挥官”职责的李鸿章，却不能统帅与号令各舰队并使之集中对敌。据史料记载，黄海海战后，清政府曾电令南洋大臣刘坤一，“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但其却回电强调许多理由拒绝派船北上；而在金州失守旅顺告急时，清政府又曾电令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让他“派南洋四舰前来助剿”，可张之洞也和刘坤一样，拒绝派船增援；后来，北洋海军还要求把广东海军的2艘大型鱼雷艇调到北洋助战，广东海军却以“艇中存煤远行不敷烧用”为理由同样加以拒绝。且不说这另外3支海上力量均能服从号令，在威海保卫战期间，当日海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进行激战之机，只要南洋舰队能北上山东半岛增援，便能对攻击威海的日本海上力量形成夹击，或造成一种威慑态势，以分散日舰注意力并减轻北洋舰队承受的压力。

　　机会之二：假如北洋海军能够主动出击或撤离。诚然，在威海卫之战中，陆路失守是导致局势陷于被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却不致造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海军作为海上的机动力量，本不应全部集结于狭小的威海附近守株待兔。只要能够机动到外围寻求日军弱点先机发力，或者在南北帮炮台失守且舰队尚无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及时组织突围，向烟台或吴淞方向撤离，则将有机会保存有生力量等待重整旗鼓。

　　文章最后提出，威海之战的败北，不仅留下了120年来中国的遗恨，更带来诸多的警示。

　　第一，军队建设战略上应有明确的目标并着眼实战。

　　当时的北洋水师建设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虽然购来了以“定远”“镇远”(均为7400吨)为代表的铁甲主力舰，却只是为了“守海口”“保和局”，“本无驰骋域外之意”。而且，还忽视了对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海上机动战”研究，以至于在交战中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显然，现代海上力量的建设，必须要根据“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以及应对国家面对海上安全挑战的实战要求去发展。

　　第二，高级决策与指挥人员须着眼全局并积极控制危机。

　　当时的清政府高层及其北洋水师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中日即将发生重大军事危机，但却没有从全局上加以运筹，采取有效的危机防范措施，而是被动地等待危机来临；当处战时，他们又只顾当面情况，不讲整体协调，或“避战保船”或“盲目迎战”，以至于在无充分准备的海上决战中落败。

　　当下，虽然中日的国力、军力已经不能与120多年前相提并论，但战略资源奇缺、经济结构脆弱、国家治理不力的日本已经被安倍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所挟持，甚至有部分人疯狂叫嚣要重温“甲午荣光”，战争冒险性日益增大，“中日必有一战”的预言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中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切争端，坚持在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但面对军国主义者强加的种种挑衅，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安全危机乃至战争应对准备，绝不让对手有机会向中国打第二枪。

　　第三，国家需凝聚内力以迎接一切安全挑战。

　　分析史料后就不难发现，中国当年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与技术之差上，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拥有的舰船几乎是日本的两倍(中国实力位居世界第8位，而日本仅位居第11位)。真正的原因却是败在内部不和、组织的不完善与官员的腐败。中日开战之前，以慈禧为代表的“大老虎”们，就曾大肆挪用海军军费，造成了备战不实；战争打响以后，一些拥有实权的“主和派”不仅寄希望于俄、英、美等国出面调停，而且还暗中遣使到日本求和；即使一些主张派，也缺乏对广大民众的必要动员，因而难以抵御强敌的进攻。

　　随着国防意识的增强，如今民众对日本在其右翼领导人带领下，正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推动军国主义复辟，对地区安全与经济繁荣造成的威胁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只要围绕对日斗争的大目标，正确引导民众，就能很好地凝聚内力，陷安倍政权的妄想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