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腐败是印度军队“灾难” 高层变相放纵容忍

　　印度军队是世界上规模位列第三的庞大军事集团，但印军的战斗力和美誉度却与其体积远不相匹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腐败问题是制约印军发展的“灾难性障碍”。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最近的分析文章指出，腐败问题导致印度陆军士气极其低落，士兵自杀率和攻击军官的事件不断增加。

　　不仅如此，如洪水般不可遏止的腐败问题还浪费了印度大量财政收入，严重侵蚀印军的道德体系，极大地削弱了印军的战斗力。

　　过于追求物质利益，理想信念缺失

　　印军的前身是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组建的雇佣军，直到今天，这种以“金钱换卖命”为规则的雇佣传统仍在印军中流传。

　　以印军的奖励机制为例，印军对在执行军事任务和作战中表现勇敢者区分为最高英雄、大英雄和英雄三个等级，并对不同等级明码标价给予赏金，相对应的奖金分别为1.5万卢比、8000卢比和4000卢比。印度实行完全的募兵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印度的兵员都是“买”来的。

　　这种“雇佣基因”使得印度军队官兵普遍缺少高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很多士兵只是把服兵役当作养家糊口和升官发财的途径，获取物质利益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尽管印度军方也强调对军队进行作风、道德教育，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效忠当局意识，但事实上，由于印军内部宗教矛盾、种姓之争纷繁复杂，这种教育的效果收效甚微。

　　特别是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社会充斥着对金钱和物质的狂热追求，物质至上主义盛行，印度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颠覆。

　　根据一项在印度高校关于青少年就业志向的调查显示，75%的青年不想加入军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发大财”，其实平心而论，印度官兵的待遇还是比较可观的。

　　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印军荣誉、责任、奉献、勇气等高尚的价值观被一般庸俗的社会标准所取代，印军官兵普遍流传和信奉“拿钱才是硬道理”的观念。这导致印军职权人员往往在训练、采购、基建、晋升等各个环节和领域都把揩油截流作为一种或明或暗的规则，拼命捞取物质金钱利益。

　　实际上，理想信念缺失是一个团体或个人经不起挑战和诱惑的百病之源。军队作为担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特殊武装集团，注定与牺牲和奉献为伍，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支撑，这样的队伍注定要滑落到危险的深渊。

　　高层反腐意志不坚，变相放纵容忍

　　“打击腐败”几乎是每届印度政府都会标榜的口号，但事实上，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印度执政高层反腐的意志和决心在骨子里却并不十分坚定，这客观上形成了对腐败问题的放纵和纵容。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经对腐败问题放出豪言壮语，宣称要“用最近的路灯柱吊死腐败者”。此后不久，印度发布了最早关于腐败的官方报告《戈瓦拉报告》，严厉批评了印度政治腐败给公务员造成的极坏示范，以及军事腐败给战斗力造成的严重削弱。

　　然而，尼赫鲁却以叶公好龙的姿态，并未对这份报告表示出欢迎，反而对其内阁的腐败高官予以包庇，自此，腐败 “合法化”似乎成为某种执政共识。2010年，印度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电信贪腐丑闻，时任印度总理辛格为了自身的执政利益，百般阻挠成立“议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包庇贪腐丑闻的主角电信部长拉贾。

　　印度政府高层反腐意志之所以不坚决：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本身就涉及贪腐，他们不想把火烧到自己身上；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执政利益上的需求，把容忍特定官员的贪腐作为换取其在政治、军事上给予支持的条件。

　　正如一名印度学者说得那样，“虽然政治领导人都高喊要惩治腐败，但反腐从来都不是政府优先考虑之事”。

　　印度军方当然也是这种“高层容忍”的“受益者”，这导致一些军官敢于明火执仗，大肆敛财，而印度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越是国防部高级官员或军队高级军官，被查处的概率也就越低。《印度时报》的读者曾对印度军方贪腐问题一语中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想了解真相，政府也不愿抖出真相。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最高首脑层对国家的全面廉政建设负有最高责任，国家最高首脑层反腐意志是否坚决对反腐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只有具备这种坚决意志，腐败才能成为真正碰不得的高压线。

　　自成封闭独立王国，监督检查不力

　　由于军队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与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印度军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印军几乎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独立的王国，这使得外部监督和检查面临诸多障碍，给军内贪腐之行保留了更多空间和便利。

　　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为了更好地控制印度雇佣军，并避免雇佣军对殖民当局构成威胁，刻意使雇佣军与政府保持较大距离。对雇佣军内部事务，殖民当局则通过适度放任的手法，使军官能够捞到一定好处，以保证其稳定性。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雇佣军军事干政甚至夺取政权。

　　印度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因袭了英国殖民当局的传统，强调所谓“军队国家化”，在心理上和地理上都要求军队与政府保持距离。

　　印度在各大城市划出专用土地，建设规模庞大的兵营区，在级别设定上与城市其他市政区持平。这些兵营区几乎具备一套完备的社会体系，从生活物资采购，到军人子女上学，这个体系里一应俱全。印度政府尽量把军人控制在军营区活动，在印度大中城市，很少能见到穿军装的军人，也不常见军车。

　　印度刻意制造了军队与社会的脱节，客观上造成了政府、社会很难对军队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此外，印度军队在一些事件上时常打出涉及“军事安全”的旗号，外部监督就更是难上加难。

　　2006年，印度陆军负责后勤的数名高官为获取巨额回扣，竟然长期购买牲畜饲料，以此充当官兵口粮，这一极为恶劣的贪腐案是如此的明目张胆，然而却是在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才被曝光，足见政府和社会监督的严重缺位。

　　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军队自身使命任务具有特殊性，但也不能游离于监督之外。在确保军事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方式十分必要，特别是要在军队内部建立健全更完备的监督巡查体系。

　　制度设计先天不足，贪腐有空可钻

　　印度在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给那些军内“硕鼠”提供了贪腐的理由和机会。首先是政治和军事关系的不协调。印度由文官控制军队，印度政治领导层普遍对印度军方充满戒心，反对军方坐大，政府与军队更是若即若离，甚至离心离德。尽管政府总是高喊着要建设强大军队，但实际上却在军费预算、大宗装备采购等重要事项上对军队竭力控制。

　　印度《经济时报》曾发表文章，对印度政府和军队的斗争表示极度悲观。这种政治和军事关系的不协调导致国家领导层对国防事务缺乏科学、持续、有力的政治引导，使印度军队建设更显无序、杂乱和随意，必然导致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发生。

　　其次是腐败惩处力度的苍白无力。在印度，无论是政府公务人员还是军队官员，由于贪腐所受到的惩处力度都是相对较低的，贪腐代价的低廉是印度官员“前腐后继”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印度宪法第311条对官员的免职、撤职和降级处分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堪称权贵阶层的保护条文。再如，对于高级法官，如果因为腐败等原因需要对其撤换，法律规定需要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才能执行，这与修订宪法的要求是一样的。

　　2010年，印度军方曝出一起违规卖地的严重贪腐丑闻，主角是陆军中将阿瓦德什·普拉卡什，陆军参谋长卡普尔先是“捍卫军方利益”，对此案低调处理，当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高调干预此案后，卡普尔才不得不将这名陆军中将送到军事法庭。

　　但根据印度国内和印军的法律规定，这位陆军中将尽管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但依然会保留中将军衔和退休金等一系列待遇。单凭此案，印度军队与政府的掣肘、印度惩处腐败力度之苍白便可见一斑。

　　腐败社会文化侵蚀，难以独善其身

　　尽管印度军队与社会的隔离性较强，但军队的上游(应征青年)来自社会，军队的下游(退役官兵)回归社会，军队与社会的互动和联系依然丰富，军队也终究无法脱离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

　　然而，印度的腐败早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在深层次决定和规范着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腐败文化是一种消极的亚文化，它扩大了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降低了贪腐的道德羞耻感，危害极大。在这种文化的侵蚀下，军队也难以独善其身。正如一位印军退役中将所描述的：“(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在朝着不好的方向转变，而军队不可能不受整体环境的影响。”

　　根据《印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98%的政治家、97%的警察、88%的公务员、80%的律师、76%的商人、69%的银行职员、66%的法官、55%的编辑、43%的教师都存在腐败行为。就行业部门而言，军事与国防、公共工程两个部门属于极端腐败的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说：“在某些国家，腐败扭曲体制，在印度，腐败就是体制。”

　　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曾公开在电视台表示，不少军官向他抱怨，印军前往克什米尔地区参加军事行动，却必须向当地铁路职员行贿100卢比才能买到火车票。尽管这些军官当时已经说明他们是前往克什米尔参加军事行动，甚至有牺牲的危险，但铁路职员仍坚持索取贿款。很容易想象，当一支军队经常经历这样的场景时，将会对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形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指出，当腐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模式中，达到司空见惯的程度，身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政治、军事、经济各个行业的人们都将同时是腐败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显而易见，当下的印度军队就生活在这个吊诡的文化氛围之中。(解放军某研究中心 吕正韬 王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