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甲午战争：唯一亮点与转折点各是哪场战役？(2)

　　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善后谈判中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发生类似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权向朝鲜用兵。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就地缘政治而言，朝鲜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任何对朝鲜的觊觎、蚕食，都意味着对中国利益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开打，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伴随着西方势力东来而日趋严重，这既与朝鲜自身发展道路有关，又与中日两国的选择密切关联。

　　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内敛型的，为了自身的发展，心无旁骛，集中精力，集中资源，用三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就。

　　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很不一样，日本明治维新起步晚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好几年，但日本选择了一种发散型的发展道路。明治维新思想家提出的路径是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用不太长的时间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欲达此目的，正像明治维新思想家所设计的那样，日本必须走出海岛，必须踏上大陆，必须与世界上诸强国直接竞争。

　　中国内敛型的发展道路有其历史依据、合理性，中国逐步放弃一些藩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发散型的发展道路咄咄逼人，吞并琉球，进攻台湾，觊觎朝鲜。凡此，都是日本“大陆政策”一个又一个环节。假如超越中日两国极端对立的立场，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并非让人感到突兀。

　　至于朝鲜，在过往几百年确实是中国的属国，但到了近代，并没有跟随中国一起转变。中国那时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顾及朝鲜的发展，因而在1860年代法国、美国等西方势力相继试图进入朝鲜时，中国既没有向朝鲜提供必要的帮助，也没有尽到敦促朝鲜转身的责任。相反，当美国尤其是日本与朝鲜发生冲突时，中国以“番国自主”为托词，拒绝为朝鲜的行为背书，拒绝承担“上国”所能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的拒绝让日本有了与朝鲜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助于“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谈判，达成《江华条约》。这既是朝鲜被迫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在朝鲜宗主权受到严峻挑战的起点。日朝两国在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主权国家”，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被日朝两国莫名其妙地单方面予以取消。

　　日本在《江华条约》谈判前后确实使用了一些雕虫小技，确实利用了中国大臣不敢承担责任的心理缺陷。不过也应该承认，日本通过这个条约将朝鲜强硬拖上了近代的轨道，中朝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

　　中国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结果，当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李鸿章明白了《江华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后，很快开始了战略反击。李鸿章认为，如果让日本独占朝鲜，对中国的威胁太大，朝鲜不再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反而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跳板、桥头堡。要让朝鲜重回中国“国防外线”的战略定位，就必须设法将世界各大国引至朝鲜，以“大国均势”遏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李鸿章的外交战略，很长时期被视为传统的“以夷制夷”。

　　帮助朝鲜对外开放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朝鲜的利益，日本对此也毫无办法。经过李鸿章的努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俄国等各大国相继与朝鲜签署双边通商协议，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朝鲜在1880年代初期大致成型。中国顺顺当当夺回了朝鲜事务的主导权，即便此时不再刻意强调所谓“宗主国”，中朝之间的关系就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中朝之间的紧密关系让日本很不舒服，稍后发生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实际上都是中日两国为了争夺朝鲜事务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都因中国方面强势出击而平息。

　　1884年甲申政变背后力量为日本，日本支持的所谓“开化党”，其实就是一批亲日派。他们利用中法战争而发难，但他们没有料到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在袁世凯等年轻军官带领下迅即出手，平息了动乱。

　　甲申政变后，中国在朝鲜拥有绝对主导权，但是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因为中国此时毕竟两面作战，没有办法与日本动真格，一决胜负，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善后谈判中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发生类似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权向朝鲜用兵。这就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日本在甲申政变中吃了亏，中国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夺回了朝鲜事务主导权。此后十年，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为袁世凯，袁世凯的强势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让朝鲜臣民中的反华势力暗中发展，为后来的变局预留了契机。

　　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很长时间无法平息。不得已，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援助，而日本获悉这一消息后，格外积极鼓励中国政府向朝鲜派兵。

　　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日本的用意，或者说中国政府没有恶意猜测日本人的目的。中国政府自认为只是在履行宗主国责任向朝鲜派兵平息动荡，不料这个简单的行动中了日本的奸计。

　　当中国军队抵达朝鲜时，日本参照十年前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约定，也向朝鲜派兵，而且规模巨大，持续不断。中国方面发现苗头不对，动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有备而来，根本不再理睬中国的动议。日本政府此时的目标就是要借这个机会大打出手，一举驱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军队并没有在朝鲜继续留驻的理由。但是日本人此时节外生枝，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的目标就是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骗国际社会，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日本“中日两国共改朝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朝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不会因为中国的拒绝而放弃这项动议，在朝鲜内政改革完成前，更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主导权因这个细微变动渐渐向日本方面倾斜。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恶化。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大规模用兵的计划也很难成功。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 必须抽调大规模主力，而大规模主力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国，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