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反恐越反越恐 被批包庇强人滥杀无辜

资料图：反战组织抗议美国使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嫌疑人的做法。

　　美国外交政策聚集网站5月7日发表题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九头蛇问题》的文章，作者为英奇·弗里克隆，全文编译如下：

　　在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大战九头蛇（在希腊乡间为害四方的多头爬行怪物），然而，每次一个头被斩下来，就在原处冒出2个头来，所以一次斩掉一个头是白费力气。赫拉克勒斯是在侄子伊俄拉俄斯的帮助下才成功地杀死九头蛇，后者把树林点着，用燃烧的树枝灼烧蛇妖，不让它的头再生。

　　只要那个不死头还在，九头蛇就是不可战胜的，赫拉克勒斯在切掉其他的头之后成功地切掉了这个不死头——最终杀死了怪兽。

　　九头蛇的比喻现在经常被用来形容“基地”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恐怖组织的变种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速度快得让我们对付不过来。

　　这个神话可能值得我们仔细考虑。也许这是希腊非常图形化的表达方式，但却是个真理：对付邪恶时，力求直接一刀斩去威胁的办法只会导致威胁倍增。这个神话是一个希腊政治寓言，又是一个警世故事。

　　错在不问便打

　　我们目前对“伊斯兰国”和大中东的做法因循的是希腊人在赫拉克勒斯之前对付九头蛇时的那种打鼹鼠的做法。

　　我们一次攻击一种暴力表现，却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当威胁摇身一变，发生转移，或者出现在一个新地方时，我们吃惊不已。我们注意到，恐怖分子是有弹性、适应性或者具有应变能力的，但不要问为什么，或者问我们自己的行动是否促成了他们的应变能力。把这个问题描述成九头蛇传达了困惑和挫折感，但它仅仅是描述性的——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甚至我们的语言也适用于九头蛇神话模式。我们力求将恐怖组织头目“斩首”。除掉乌萨马·本·拉丹或者阿布·穆萨布·扎卡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斩掉这些头在由他们领导的团体所构成的威胁方面没有留下明显的凹痕。当一个运动崛起于挫折和痛苦，出现的领导层更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反恐”这个术语本身唤起了一个经典的九头蛇策略。正如奥巴马总统去年9月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将通过一个全面且持久的反恐战略，削弱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进攻来占上风，而不是弄清楚为什么威胁不断倍增？为什么伊斯兰主义者叛乱活动至少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得到民众的被动支持？

　　九头蛇神话也象征着不考虑可预见附带后果就采取行动的危险。同样，我们的语言具有暗示性。

　　例如，我们对我们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感到自豪。经过医学类比，我们假装我们可以切除肿瘤或者在不影响周围组织的情况下精确修复心脏瓣膜——就像砍掉九头蛇的一个头。含蓄地说，我们假设无人机“除掉”一个目标对叛乱行动所嵌入的人类环境没有影响。“嘿！没有附加损伤！”我们大喊道，“我们没有杀死任何平民。”

　　事实上，这些袭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更重要的是，激怒和羞辱他们可以同样有害。每次我们踢开一扇门寻找叛乱分子，或者用无人机袭击一个车队或者婚礼时，典型的结果就是制造出更多的愤怒和不满，而他们准备采取报复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就是一个九头蛇战术。

　　现在我们看到，九头蛇战略在中东最为明显，但是这一做法早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不考虑附带后果，但这些后果当然总是会在以后纠缠我们。例如，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导火索点燃的，但这场革命无疑是由于摩萨台在1953年被推翻时便开始酝酿的。当我们除掉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却没有考虑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后果时，导火索就短得多了。

　　重在烧灼伤口

　　要想策略更高效，更深入地分析这个神话是有用的。“烧灼”是赫拉克勒斯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它制止了更多的头生长出来。在政治背景下，“烧灼”可能意味着什么？

　　教训是，要更广泛地了解如何使得九头蛇的头不可能再生或者不太可能再生。

　　如何能够改变形势，从而使得恐怖分子无法获得牵引力呢？这是一个与“我们如何攻击和消灭当今的一批恐怖分子”完全不同的问题。

　　第一步是，确定催生或者庇护恐怖分子的社会环境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区别。并非所有地方都看起来同样脆弱。

　　例如，全面爆发的恐怖叛乱会在美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极为不可能的。

　　在20年前的4月份炸毁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蒂莫西·麦克维并没有吸引追随者或者催生出一个基础广泛的运动。“9·11”恐怖袭击也没有让许多美国人反对他们的政府。

　　在美国，人们没有广泛认为大规模的政治暴力是可以接受或者是必要的。例如，无论美国人对国会僵局或者预算削减多么不满，也没有人认为，局势如此糟糕，人们很无助，因此通过容忍或者被动支持恐怖分子来实现变革。领导者（我们不叫他们统治者）当选了，即使他们不完美，民众总是在下一届选举时有其他的选项。

　　放弃依靠权贵

　　在易受极端主义和暴力影响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呢？看到一个共同的模式并不太难。

　　统治者（不是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压迫没有力量实现变革的民众。很多时候，美国出于区域“稳定”或者保持石油流动的目的而对这些独裁者予以支持。

　　想一下穆巴拉克执政下的埃及，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卡扎菲执政下的利比亚，或者沙特家族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正如莎拉·蔡斯在其最近的一本书《国贼》中所说的那样，发生叛乱活动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政府腐败，精英阶层竞相从民众那里攫取资源而不是为他们服务。在每种情况下，民众已经没有办法实现和平变革。

　　最近的动荡不幸地导致政权落入新的精英阶层和强人手上。

　　我们惊讶于伊拉克暴力循环周期持续不断（九头蛇再度弹出头来），但是我们忘却了逊尼派-什叶派斗来斗去所产生的不满。在美国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少数派政府之后，什叶派绝大多数在伊拉克执掌大权，他们迅速边缘化和迫害逊尼派少数。在2006至2007年，许多逊尼派反过来接受“基地”组织作为援助和本地支持的唯一源泉，而且至少被动支持“伊斯兰国”以后的崛起。为什么我们认为逊尼派会默认伊拉克越来越宗派主义的政府，而不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支持呢？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当局抱怨这2个国家的军队无能，声称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央政府不享有公民的忠诚度。阿富汗和中东的暴力持续波是完全可预测的（像赫拉克勒斯明知道斩掉一个头会导致九头蛇生出2个头一样），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

　　最起码，我们应该停止落入精英阶层的游戏——去打击他们指定为“恐怖分子”的人，停止支持精英阶层保留权力。

　　我们在埃及看到这个局面。在那里，华盛顿继续支持靠发动政变夺权的军政府，该政府囚禁了民选总统，并指定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支持者为恐怖分子。在也门，美国支持（逊尼派）沙特对（什叶派）胡塞武装发动空袭。

　　总之，华盛顿的决策者认同“政权的对手等于恐怖分子”这个等式，仅是在受到压迫的异见爆发之后才会感到惊讶。我们要明白，短期迁就强人具有长期的后果，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