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谈武工队:最重要任务不是杀敌 是争取人心
刘光军
刘光军 (1918年- )广东韶关人,1938年到延安进入抗日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工作,留在太行山的“抗大”六分校任大队特派员。1946年,任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保卫科长。1977年,担任上海仪表局副局长。1983年离休。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因为身体原因,我未能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我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一台老式照相机,这是我在抗战中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作为抗战的亲历者,忆起种种往事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我家世居广东韶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家乡人民都非常气愤,说“日本仔”实在欺人太甚,许多爱国青年纷纷从戎报国。我的大哥刘梦晖与三哥刘如心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兄妹五人决定前往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参加革命抗日救国。父亲对我们非常支持,他说:“没有国,哪有家?你们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报效国家,好得很!但是这次前往延安路途遥远,要照顾好两个十四、五岁的妹妹。”就这样,在1938年,我与大哥、三哥和两个妹妹一起,身背家乡竹筒做的水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
我们时而搭车,时而步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当时大城市经常遭遇日军轰炸,我们只好设法绕路前行,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三哥刘如心抵达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英国深造,我和其他三兄妹均留在延安抗日大学学习,二哥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投身正面战场。至此,我们兄妹六人,在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队、不同的战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我从“抗大”毕业,留校担任保卫干事。同年,因为日军步步进犯,“抗大”总校迁出延安,驻扎在比邻太行山的邢台地区。在“抗大”根据地附近,有两个日军的据点,经常开展“扫荡”,而“抗大”师生均没有武器,为保障“抗大”安全,“抗大”领导组织了最精干的人员,配发最好的武器,组成了便衣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收集情报,在敌军开展“扫荡”前通知学校撤离,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敌后武工队”。我担任邢东地区武工队副队长,直接负责指挥武工队小组在这一敌后地区的行动。
在影视作品中,武工队队员经常与日伪军短兵相接。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日军的炮楼非常坚固,周围还有注水的壕沟,强攻必然得不偿失。因此武工队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上阵杀敌,是在敌占区争取人心,获得重要的物资与情报,配合主力部队开展作战行动,维持敌后交通线的畅通。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山东、江南地区根据地来抗大学习的主要通道,虽然没有战火纷飞,但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活动的邢东地区是对敌斗争最为激烈的区域,当地的日军主要负责守备铁路,在沿线设立了许多炮楼作为据点。我们除了要搜集情报外,还要在敌占区筹集军粮,解决根据地粮食紧缺的问题,所以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把原本送给日军的军粮争取过来。在当时的敌占区,日军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能重点守备铁路沿线,而且到了晚上就退回炮楼,因此晚上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在武工队的宣传动员下,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得到了激发,偷偷将粮食送给八路军,许多不愿意当“汉奸”的伪保长也纷纷与抗日政府合作,白天与日军周旋,晚上就给八路军送粮送情报。
在抗大武工队的努力下,粮食等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八路军根据地,而敌人对“抗大”驻地的“扫荡”行动,也均以扑空收场。
(李一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