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30日电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理论家龚育之,近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有了中共十六大做出的楷模,立下的规矩,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今后一定会沿着既定方向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此事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长远意义极其重大。文章并回顾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解决中共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问题的过程。
文章说,中共十六大有两大成果:一是理论政治成果,二是组织人事成果。文章列举数据指出,中共最高领导层此次新老交替的步子是很大的,力度是很强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毛泽东时期
中共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的问题,建国初期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那时大家都比较年轻。但一九五六年八大的时候,毛泽东就很有远见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八大前夕,在北戴河几十人的会上,毛泽东就谈过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的设想,大家认为可行,也谈到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大家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一条以前没有的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第三十七条第五款)。当时我们读党章,对这一条没有怎么注意,也没有听到有人宣讲其意义。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上公布了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为八大作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篇讲话,其中说到:“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其中含蓄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这个谈话也编入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据《党的文献》二○○二年第六期逄先知、李捷所写文章。)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对此议期期以为不可。毛泽东坚持他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毛在陈、黄的信上批注了许多意见,其中除说到“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以外,还说到“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说到他从下一届起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以后还可能不担任党的主席),“以便集中力量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作主题报告)”。还说到“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次”。他要求:“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要求将此件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陈、黄的信件和毛在信上的批语,现在收在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五月八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就这个问题讲了话,会议赞同毛的设想。
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已经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毛泽东准备不再当国家主席,也准备到适当时机不再当党的主席,而是当党的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或当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当报纸的一名专栏作家,或当一名大学教授。
据为毛泽东当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同志的回忆录,毛还同苏联领导人谈过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五月毛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谈到:“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伏很惊异,说:“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他们是可以胜任的。”一九五七年十月革命节期间,毛访问苏联,在宴席上又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谈到:“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问:“有人接替吗?”毛答:“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扳动手指,一个一个地介绍: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第三是周恩来。对他们分别作了简单评论。然后说到朱德,说他年高德劭,不过年龄大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了。
这时,毛泽东同志多大年龄了呢?八大的时候,毛泽东六十三岁,刘少奇和周恩来五十八岁,邓小平五十二岁。朱德呢,也就七十岁!再加上陈云五十一岁,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五十八点七岁。
应该认为,经过党内酝酿、党外酝酿、向苏联通报,表明毛泽东当时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是有很深远的战略考虑的,他那时的设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珍贵的政治文明的遗产。
当然,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这些好的设想没有很好实现。一九五九年他不再当国家主席,但是终其一生,他一直留在党的主席的繁重岗位上。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这是他没有解决好甚至可以说是搞得很糟的重大问题之一,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不过,这些都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邓小平时期
龚育之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的中央领导的核心。邓小平总结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大概也考虑到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文明的遗产,明确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大家拥戴他,他还是推举更年轻的同志当党的主席和总书记,并为促进中央委员会年轻化而设计了过渡性质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
在制定一九八二年宪法时,规定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这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九五七年就提出来了的修改宪法的主张。在十三大上,邓小平自己实现了半退,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实现了全退。
邓小平向党内多次讲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可能他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他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风波后的平稳接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文章指出,经过十四大、十五大,特别是在这次中共十六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党的最高领导层进一步顺利实现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做出了楷模,也立下了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