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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东北经过百年高强度开发，许多资源已进入枯竭期。现在的问题是：东北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如果调整成功，将进入新的高增长阶段；如果调整受阻，将进入更严重的衰退期。可以说，成败在此一战。

　　事实上，“东北问题”也是全国问题。目前，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正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的50座矿城资源衰竭；另外340座矿业城市也终将面对矿山闭坑的一天。

　　更重要的是，据有关部门统计，在中国现有的50座资源枯竭城市中，大约300万下岗职工、1000万职工家属的生活将受此影响。

　　针对类似“东北问题”，国家的主导思想已经很明确。中央在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就曾指出：“采取措施积极推进老工业基地改造，充分发挥其基础雄厚、人才聚集的优势，努力提高产业水平。”而十六大报告中更提出：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东北之行再次表明：解决东北问题的时机正在来临。

　　“煤都”沉陷

　　抚顺，兴也煤炭，衰也煤炭。随着资源的枯竭，昔日的煤矿工人失业了。没有土地，没有资本，只剩下过时的一技之长，不仅如此，他们中有许多人还生活在沉陷区里。而政府的责任是：让这座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城市获得第二次生命

　　本刊记者/李径宇

　　抚顺，一座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其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已经渐失了当初的光华和荣耀。

　　如果把国家比作家庭，把城市比作孩子，那么，抚顺就是满脸抹着煤灰为养活这个家而卖力苦干的最为老实巴交的孩子——它没有丝毫心眼，没有想着退路，直至体力透支掏空了自己，需要大笔医药费获得新生。于是，它又成为这个家庭的负累……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对于中国许多城市来说，是一个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记的日子，而在抚顺却意义重大。这一天，市政府要通报各县区环保考核情况，并且继续和县区领导签订新的责任状。环境恶化，是被掏空的抚顺市付出的另一个惨重代价。

　　辽宁省环保会的通报称，全省14个市平均每月每平方公里降尘量为19吨，而抚顺为29吨。抚顺污染源很多，但多半与挖煤有关，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西露天煤矿，采煤排弃堆起的矸石山，就占地14平方公里，成为该市水和空气最大的污染源。这个被副市长王宁称为是“抚顺见不到碧水蓝天的根源”，要获得彻底治理需花掉上亿元的人民币。这座城市的负担由此可见一斑。

　　也是在6月5日这一天，抚顺市百货大楼新生活超市以“保护环境，爱护家园”为主题，组织了一场少儿环保绘画大赛。170名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他们年轻妈妈的注视下，绘出一幅又一幅期盼家园美丽的画卷。

　　抚顺，太需要一个美丽的明天了，因为它背负了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作为建国50多年来为国家生产煤炭近5亿吨，上缴利税几十亿元的一个整体资源型城市，它有理由得到国家的特别关照。6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了抚顺。

　　失业后的王小翠

　　放眼望去，抚顺市的街面上到处充斥着卖机械配件和洗脚屋的招牌。由是，这里的空气中漂浮着油污和劣质香水的味道。

　　李顺民的爱人王小翠是一家洗脚屋的按摩师。上溯10年，少女时代面容姣好的王小翠还是一名工人，在一家矿上搞后勤，可是，现在她成了一个按摩师。说是按摩，其实她根本没有专门学这门手艺。

　　“女人嘛，只要把手一放在男人身上装模作样地按上一番，男人就会买账”，在王小翠看来，所谓按摩就是这样简单。当然，她指的是异性按摩。“女人从来不去我们那里，”她说。

　　王小翠所在的按摩店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对这里的各项服务作了明码标价。其中，头部、手部、脚部按摩都是10元钱，全身按摩只要20元。也就是说，花20元就可以享受到45分钟的异性按摩。而王小翠每服务一次所得的工钱是与老板五五分成的。

　　“我最多一天按了3个头、1个腰和3个全身，挣了50元钱。最少的一天，连一只手都没按到。”说到收入时，王小翠愤愤不平，她老是下意识地和以前当工人时比较。

　　然而，王小翠再也不能回矿上工作了，不仅是她，她所在矿的近万名工人都失业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王的爱人李顺民文绉绉地说。李顺民和王小翠是矿上的同事，他年轻时酷爱文学，高考落榜，只好下井挖煤。“当时年轻人的出路很单纯，要么升天念大学，要么入地去挖煤，”李顺民说。

　　现年34岁的李顺民失业后，在沈阳亲戚家开的饭店当起了帮工。他戴着近视眼镜，经常把盐和白糖错放在锅里，有时还视苍蝇而不见，为此，没少被客人骂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顺民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老婆早就被别的男人养起来了。”在一旁的王小翠只是咯咯地笑，没有辩解。李顺民告诉记者，王小翠去洗脚屋后，有一次，他从沈阳回来后发现老婆口袋里有500元钱，问时，她一时竟说不出来源。到后来，李顺民便没有再提起此事，只是有一次喝醉后跑到浑河岸上痛哭了一场。

　　李顺民的家庭悲剧具有一定典型性。辽宁省妇联调查表明：到2000年末，该省城镇离岗职工总数达239万人，居全国首位。

　　事实上，据李顺民讲，在抚顺走王小翠路线的女人并不在少数，因为没有资本，没有土地，也没有手艺，属于“三无人员”，所以，只好采用原始的生存手段。

　　当地许多人见证了这样一幕：上世纪末，在失业人员空前增多的同时，抚顺市的按摩屋和歌厅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从那时起，抚顺城夜夜笙歌，粉气袭人，而近百年煤矿工人带给抚顺的阳刚之气日见消失。(应要求，李顺民一家为化名)

　　抚顺的上下300年

　　历史上，抚顺城是明洪武十七年(1834年)修建的。这也是抚顺得名之始，其含义是“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体现了明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招抚政策。

　　似乎是注定的，抚顺一开始就与煤结下不解之缘。据考证，大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居住在今抚顺西露天煤矿一带的先人从土层中发现了黑亮的煤炭。当时，先人们还不知道煤能够用来取暖和做饭。于是把煤雕琢成诸如耳坠、耳环等装饰品。

　　清朝定都北京后，抚顺因为地近皇室“三陵”(永陵、福陵、昭陵)，清王室恐伤“龙脉”，严禁开采煤田。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政府财政奇绌，国力日衰，不得不取消开发抚顺煤田的禁令。而不久后的日俄战争，俄国将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日本霸占了抚顺煤矿。抚顺由此成为“日本帝国的一大宝库”，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计后果地疯狂掠夺这里的煤炭资源。

　　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30年抚顺煤炭职工总数已达3万多人，是1907年的29倍。

　　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使抚顺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城镇，变为以工业为主的殖民地城市——规模急剧扩大，20世纪30年代末，人口猛增至20万，城区范围由清末的4平方公里，增至91平方公里。

　　抚顺更大规模开采在新中国建立后。有比喻说“抚顺是共和国的动力燃料炉”。

　　建国初期，抚顺煤矿几经改造一再扩建，规模空前壮大。当时，拥有13万名职工的抚顺矿物局是全国煤炭行业的超大型矿物局之一，中央政府也为抚顺倾注了大量的资金。仅在1949年到1985年，国家就为抚顺总共投资40.25亿，这些钱有相当一部分是用在了煤矿的改造上。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抚顺人自豪地声称，“抚顺的煤产量居于全国前列”。

　　沉陷区居民的困顿生活

　　日本人掠夺性开采时，采矿是用人工办法，矿井采空后大都回填进了砂石；而建国后，随着机械化采掘技术的发展，采矿留下的废井回填成本加大，所以，许多井没有回填，结果致使抚顺地下掏空，地表下沉。

　　2000年1月25日，抚顺市青年路两户人家的房子突然沉入地下，路面上出现了一个长60米，宽40米，深20米的大坑。曾前往勘测的抚顺沉区管理科负责人马毅事后仍然心有余悸，“幸亏两户家里都没人”，马毅说。尽管如此，当年，抚顺市紧急筹凑800万资金，把附近的居民都迁走了。

　　地面下沉的根本原因是采煤沉陷，地下断裂带被激活。此外由采煤引发的矿震也是导致沉陷的重要原因。地表一下沉，地上的建筑物也跟着倾斜裂缝甚至轰然倒塌。

　　抚顺市沉陷最严重的当属新抚区榆林街11委的居民所在地(俗称榆林埔)。

　　去往榆林埔，要经过青年路。为了防止被水淹，青年路上被垫了厚厚的土，榆林埔的居民们，就住在低于路面3米到5米不等的路旁，成为一群生活在“地下的人”。

　　紧靠着他们房子的，是从地下源源不断冒上来的地下水。记者到达现场时，看见一座叫做“老虎台矿”的煤矿仍然在不停地开采，并同时不停地往外排水，以至于青年路南面的铁路沿线出现了10多个水泡，像人工湖般占地面积特别大的有3个。榆林埔的居民们就“有幸”与其中的一个湖为邻。

　　榆林埔的沉陷由来已久，记者看到，沉陷使这里家家户户的房子裂缝变形，近200户人家无一幸免。沉陷还使一个叫马颖信的人家里炉灰坑被水灌满，墙体严重裂变，据其说，一到冬天，院子里的水能淹到膝盖，未封冻前，他们一家只好搭小桥走出院子。由于房内经常积着水，在冬天寒冷刺骨的时候，一家人睡在床上真正是相依为命。

　　最后的开采

　　在抚顺，“黄了”和“买断了”是两个高频率使用的口头语。前者指的是企业破产倒闭，后者则是对“下岗失业人员并轨”政策的一种俗称，即，政府一次性付给失业工人一笔补偿金后，就让工人与单位脱离关系。

　　对于许多人来说，随着企业“黄了”，自己一次性被买断后，几乎是赤手空拳走向社会的。由于资源枯竭后产生的失业人员加上绝大多数集体企业的倒闭，使得失业大军在不断增加。

　　抚顺市工会一位副主席说，他们搞了一个公益性的救济活动，每天有三四百名困难工人前来争取100到200元的微薄救济金，工会只好列出各种严格的“限制条件”。

　　沉区管理科的马毅说，失业工人中最苦的要算沉陷区的居民了。这里的工人，没有土地可种，没有钱做买卖。从前，沉陷区的土地还有不少是最好的菜地，现在却被老虎台矿排出来的水淹掉了9000多亩，受损面积占到总沉陷区的近60%。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水没有得到治理，所以还严重危及到居民的生活，楼房上下水系统坏掉，煤气管道时有断裂，引发的事故此起彼伏。

　　按沉陷办的统计，目前查明的抚顺沉陷区占地18.41平方公里，生活在其上的大概有8万人，大多是工人家庭。

　　以前已陆续搬出9000户，目前还有5万多人需要搬迁。而后续的搬迁费用需要7.5亿人民币。

　　在煤都抚顺，现在只有少数矿井在作最后的开采——煤炭枯竭后，这座昔日的煤都必须面对新的定位转型。

　　攀枝花危机

　　“东北问题”，也是全国其它地方资源型城市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于更多资源未枯竭的城市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未雨绸缪。在这些城市中间，四川南部以钢铁闻名的攀枝花可以算是一个典型

　　本刊记者孙展

　　尽管已近午夜，川滇边界的金沙江两岸依旧灯火通明。无数巨大的烟囱在日夜不停地喷吐着灰黄色的烟雾，机器的轰鸣声、钢轨的撞击声以及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都伴随着湍急的江水一刻不停。

　　30多年来，在攀西大裂谷中南段的这块狭小空间里，夜夜如此喧嚣。

　　这是2003年6月14日，对于这个以“钢都”闻名于世的城市来说，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一天。然而，就在39年前，钢都，还只不过是图纸上的一个构想。

　　黄道鑫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年从成都坐了三天三夜汽车，来到这里参与攀枝花筹建的情景，当年这个刚刚从重庆大学钢铁系毕业的小伙子才满25岁，但是当他对记者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64岁，从攀钢集团炼钢厂厂长的岗位上退休多年。

　　在历史面前，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这些历史的人们的经历，不过是电光石火的一瞬。

　　金沙江畔偶得巨型宝藏

　　事情要推溯到49年前。1954年6月，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许克勤受西南地质局的邀请，率领一些师生进行暑期的普查找矿实习。他们以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兰家火山为中心，对包括尖包包、倒马坎以及一些外围地区进行勘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这支考察队向西南地质局提交了勘查报告，报告认为：“这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钒钛磁铁矿，估计储量在1亿吨以上”。

　　这个惊人的报告几乎立即引起了西南地质局的重视，同年12月，西南地质局即派工程师秦震、曾善昌、李丽资等人赴此地区进行查看，秦震等人经过勘查确认了南大师生的普查结果，并向西南地质局汇报了情况，建议中央对这一地区再次进行重点普查。1955年1月，中央在接到西南地质局的报告后，将这一矿区列入重点普查规划。

　　当年，12月27日，几番考察的地质队终于确认：这一区域蕴藏的矿产不仅比此前估计的还要丰富，而且还发现了朱家包包、公山、纳拉箐等另外三个矿体。这座庞大的矿区，铁矿石储量在7亿吨，二氧化钛储量在800万吨，五氧化二钒储量在200万吨，同时，在西昌太和、米易白马、会理禄谓等地还有数十亿吨的远景储量。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巨型宝藏。

　　这一发现震动了当时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他在1956年初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在攀枝花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泽东听了汇报问道，“那里叫什么名字？”。众人都回答不上来，只知道这里有七户人家和一棵大树，树的名字叫“攀枝花”。毛泽东说，那就把这里命名为“攀枝花”吧。

　　几乎与铁矿勘查的同时，西南地质局在1955年派煤田调查组到纳拉箐一带进行调查，结果探明宝鼎矿区的煤炭工业储量达到30489万吨、远景储量23863.9万吨。

　　1957年8月，冶金部提出“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地方中小、准备两大(钢铁厂)”的发展计划。其中“两大”中的一大，就是以攀枝花矿产资源为依托的西南钢铁厂。

　　1958年，“大炼钢铁”之风席卷全国，攀枝花的建设很快被列入了国家建设计划。当时的厂址选择在了西昌，成立了西昌钢铁公司。1958年～1960年间，建设工作大规模展开，职工人数一度达到数万人。

　　但紧接着“大跃进”的失误，使国民经济陷入困顿，西昌钢铁公司不得不在1962年全面下马。直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二次建设又被提出。

　　当时，中苏交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在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即进行“大三线”建设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随即被提升为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我就是在那个形势下被分配到这里的，”黄道鑫说，“这一来就是39年。”

　　5万大军建设“特区”

　　1964年9月，25岁的成都小伙子黄道鑫从重庆大学毕业了。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人人都想为这个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国家多做些事情。黄道鑫被分回了位于家乡的成都无缝钢管厂。

　　就在他刚刚报到五天，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接到命令赶赴西昌参与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1964年9月17日，黄道鑫来到了西昌钢铁公司留守处，当时已被改为“四0”公司筹建处(攀枝花钢铁厂的前身)。

　　“那时，攀钢的建设都还处于准备阶段。”黄道鑫说起往事仍然有些激动，“从厂址选择到设备选用，到矿石冶炼，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鲜的，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

　　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之后，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攀枝花钢铁厂没有再设在西昌，而是选在了离矿区近、金沙江畔的一个叫做“弄弄坪”的小山坡上。这个山坡长不过3公里，宽不过1公里，高差却达到80多米，非常陡峭。

　　攀枝花的二次上马，从1965年全面展开。1965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西南局的请示，提出攀枝花“基本采取大庆形式，即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实行政企合一。”

　　攀枝花显然被高度重视——“特区”直接由冶金部领导，四川省辅助工作。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徐驰亲自担任“特区”总指挥。为保密起见，特区不久改名为“渡口市”。

　　与此同时，国务院从10个部委抽调了大约5万人来此参加攀枝花的建设。攀枝花运输大队的司机唐继安，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记者遇见他时，他正坐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大厦外沉默地抽烟，对面花园里一群年轻人在兴高采烈地跳舞。

　　“那时候生活很苦，根本没有自来水，大家喝的水就是用江水沉淀澄清之后烧开的，很多人都拉肚子。”今年已经73岁的唐回忆说。

　　这个退休工资只有450元的老人，似乎对过去的事情不愿多提，他指着年轻人跳舞的地方说：“我们来的时候，那里还什么都没有。”

　　攀枝花建设，可以说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的人，尤以东北、山东、四川、云南等钢铁和煤炭企业的人为最，还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一些技术人员。记者在一份统计资料上看到，从1965年到1985年的21年间，迁入攀枝花市的人口达到了674007人，平均每年迁入32096人。

　　今天回溯历史，攀枝花这座城市的命运，似乎完全是从49年前南京大学地质系师生的那次偶然的地理发现开启的。而在如此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唐的个人命运不过成为水面上随波漂流的一叶扁舟。

　　重工城前景堪忧

　　与攀钢出铁同时，成昆铁路也在1970年7月1日开通，这条铁路日后为这座钢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支持。

　　此后历经二十余年，攀枝花两期工程建成，最终形成了年产生铁410万吨，钢360万吨，钢材260万吨、电力装机400万千瓦的综合生产能力。与此同时，这座城市也逐渐人烟稠密，到2002年全市人口达到105万，下辖三区两县，此时，已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钒制品、钛原料和钛白粉生产基地和西部重要的重工业城市。

　　尽管历经极尽辉煌的过去，攀枝花在今天现实的发展中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现在攀枝花煤矿的主要矿井只能支持15年左右。”渡口矿务局(攀煤集团前身)原局长马文华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攀煤集团是攀枝花的两大支柱型企业之一。原有矿井7座，其中灰老井矿井和龙洞矿井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因资源枯竭而关闭。而另一座沿江矿井也因亏损严重，在1992年按政策要求进行关停转产。剩余的四座矿井大多经过30多年的开采期，储量日趋减少，可供开采的时间已经不多。

　　实际上，目前在产的矿井大多处于艰难的维持状态。“原煤生产一吨的成本要110元左右，而卖出去只能有90多元，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在煤矿工作了20多年的矿工宋福林对记者说。

　　宋在1982年来到攀枝花煤矿，目睹了煤矿发展的大起大落。现在每个月拿700多元工资的他，在“煤矿上的情况还算好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有三四百块钱，下岗的就更惨了。”对比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煤矿处于鼎盛时期的景象，他感慨地说。

　　如今这个有2万多人正式职工的煤矿竟有1万多退休职工，近5000下岗或轮岗，近3000个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年人均工资7000元左右，远远低于全市人均水平。

　　矿井即使向深部开采，也前景不妙。“深部矿井从勘探到建设再到投产，至少要15年的时间，目前连资源勘探主体工程的资金尚未落实，这必将在原有矿井枯竭和新矿井投产之间存在着一个断档期。”马文华说。

　　攀煤集团遇到的矿产资源危机并不是惟一的，攀枝花另一支柱企业——攀钢集团同样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开发问题。供给攀钢生产所需的尖山、兰山等矿山经过30多年的开采，已逐步进入矿山生命的中晚期。

　　据测算，到2010年左右，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后续矿山的开发，攀钢将面临着全面的铁矿资源供应危机。

　　而作为国家计划经济时期重点建设起来的国有大型企业，攀钢几乎具备了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优缺点。“攀枝花现有职工近10万人，实际上企业生产真正只需要3万人左右。富余人员技能单一，转型难度很大，这将成为攀钢今后发展的巨大阻力。”一位在攀钢工作多年的老职工对记者说。

　　另外，无论攀钢还是攀煤，都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攀煤每年需要支出2800多万元来进行教育、医疗、公安、消防、路政、环卫等等方面的保障，而攀钢集团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则达到3.4亿元。

　　“攀枝花是依靠‘一矿一城’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即依托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一个城市。”攀枝花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原处长郭磐说，由于攀钢集团是城市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主体——经济总量占全市的60%左右——一旦攀钢出现困难，攀枝花各行各业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不转弯就重蹈覆辙

　　“如果不加快经济转型，攀枝花必将重蹈许多资源型城市走过的‘矿竭城衰’的老路。”研究攀枝花经济多年的郭磐对这座城市的未来不无担忧。“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6月17日，攀枝花市委书记张成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则对攀枝花的未来发展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

　　“攀枝花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的多元化，”张说，“我们要把钢铁工业的比重逐步降下来，这是一个趋势。”这位在攀枝花工作多年的市委书记似乎对单一经济产业主导攀枝花发展的弊端体会颇深。

　　张成明还坦承，摆在攀枝花发展之路上最大的难题是：人员观念的改变和城市建设问题。攀枝花当年的建设是以准军事化的组织建制进行的，建设起来后也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工人在这种体制下已生活多年，观念十分单一，一旦转入市场经济，这种转型变得非常困难。

　　“他们能够成为最合格的工人，但却未必能够成为合格的市民。这也给攀枝花许多国有企业的改制带来许多困难。”张成明表达了自己对此问题的忧虑。

　　另外，攀枝花在初建时，是以矿区进行规划的。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才慢慢向一个工业城市过渡，这样，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欠账过多。这也给它的转型带来隐患。

　　这座存在潜忧的城市现在还没有丧失信心，它还雄心勃勃地要成为川滇交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风头压过了西昌、昭通、大理、樊雄等川滇两省的古城。

　　但是，要完成这一点显然还有巨量的工作要做。

　　阜新转型调查

　　2001年，阜新被确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全国50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都希望阜新能为大家闯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然而，阜新的探索过程是漫长而辛酸的，并且，有人质疑：就算阜新模式成功了，谁又敢保证这种模式是放之于其它城市而皆准的。

　　从这个角度讲，阜新试验和改革的意义最主要的可能是为更多城市提供前车之鉴

　　本刊记者/李楠

　　“蘑菇的价格不稳定，经常是上下波动，就像股市一样。”聊到养殖食用菌的收入时，30出头的李连革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6月13日中午，记者在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碱巴拉荒村的农业园区见到了李连革，在他承包的三区11号大棚里，李连革满头大汗地忙活着，采下来的蘑菇被他细心地按个头大小、形状好坏分开，分别装在若干个一溜排开的大箩筐里。

　　在李连革的身上，发生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身份变换。现在，他是碱巴拉荒村绿色田园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员，按照阜新市有关部门的提法，应该叫做“农业工人”。而在2000年时，李连革还是阜新市新丘露天煤矿的团支部副书记，副科级干部。

　　2001年3月，阜新市的东梁矿、平安矿、新丘矿和新丘露天矿一起宣告破产，李连革在拿了不到1万元的安置费以后“下岗”了。煤矿破产之后，矿上的党员团员带领一批下岗矿工响应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号召，转向搞起了现代农业。

　　如果时光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像李连革这样在煤矿上工作的阜新人是无比自豪的。当时，煤矿工人的工资是全国各个行业中最高的，很多姑娘都希望能够找一个在矿上工作的丈夫。

　　但是，今天的阜新已大不如往昔，地下蕴藏的煤在被开采了近100年之后逐步走向枯竭，大型煤矿相继破产，大批煤矿工人失业，这座城市不得不开始寻求出路。

　　碱巴拉荒农业园区是阜新市决定进行经济转型以来建立起来的15个农业园区中的一个，李连革们则成了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的道路上的先行者。

　　20年的转型争吵

　　作为全国知名的“煤城”，阜新曾有辉煌的历史。

　　“一五”期间，中国在前苏联的援助下确定了156个重点发展的重工业项目，其中58个在东北地区，阜新一个市就占了其中4个。

　　据介绍，建国以来，阜新每年的煤产量年均达到1200万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用载重60吨的卡车装载起阜新出产的原煤，排起队来可以绕地球赤道4圈半。

　　那时候，阜新像其它煤炭城市一样，一切“以煤为纲”——每当煤产量有所波动，中央或辽宁省立即就会派员前来督促。在阜新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政府机关关门，所有干部下井挖煤的怪事。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

　　“以煤为纲”给阜新造成的后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暴露。这一时期，阜新的煤储量虽然只开采了近一半，但是近一步开采的成本大幅上升，原因是此前原煤生产主要靠开采成本相对低的露天矿，而剩余储量基本蕴藏在地下700米以下。

　　在开采成本加大的同时，矿工年龄老化等问题也接踵而来。到2000年，阜新的经济跌落到了谷底，经济总量连续多年辽宁省排名最后，近20万城市人口处于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占城市人口总数25%；农村贫困人口60万，比例超过50%。

　　1980年，新丘竖井的倒闭引发了社会动荡。当年，中央派出了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为首的调查组深入阜新调研。

　　回到北京以后，调查组撰写了一份名为《要重视解决穷城穷市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说“煤电之城，穷得出奇”。

　　报告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建国以来，国家对阜新的投资88%投在了煤电上，地方工业、农业、教育合起来为12%。畸形投资结构造成畸形的经济结构，要解决阜新的问题，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然而这份材料只在领导层传阅，影响没有扩散到整个社会。就这样过去了5年。

　　1985年，阜新市统计局的一位干部到朝阳市考察，发现这个原本远不如阜新的城市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阜新20个亿！他就此给当时的市委书记马波写了一份报告。马波立即再次派人前往朝阳考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朝阳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及时上了一些地方性的项目。

　　马波据此向辽宁省要求资金支持，进行地方工业建设，本来省里计划拨款27个亿，结果正式批准后变成了2.7个亿。一怒之下，马波给辽宁省委写了一封信，指出阜新的教训是，30年都没有认识到煤电之城的发展规律：“发现-开采-高潮-萎缩-枯竭”。

　　这位市委书记在信中警告，如果接下来的20年，国家再不扶植阜新把其他工业发展起来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马波的信在辽宁省内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把阜新转型的讨论扩展到了社会层面。但这封信也引起了省里一些领导的不满，认为阜新缺乏自力更生精神。为此，马波的政治前途受到了影响。

　　结果，又是6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91年。在这一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阜新市委书记王亚忱联合来自全国150多个煤炭城市的代表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重视解决煤炭城市转型问题。

　　199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到辽宁解决三角债问题，王亚忱请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给朱基写信，促成了朱基的阜新之行。但当时，对于资源枯竭的标准还没有统一认识，直属煤炭工业部的阜新煤矿对资源萎缩在即的说法不认同，他们的说法是，“即使每年开采1000万吨，坚持50年没问题”。朱基的阜新之行无果而终。

　　朱基走后，阜新市没有放弃努力。国家计委先后于1992年11月和1997年4月下发了2085号和721号两个文件，支持阜新转型。几位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分别对2085号文件做了批示，但阜新的转型之路仍然没有理出头绪。

　　在阜新八届党代会到九届党代会之间的5年里，阜新的经济增长仅为2.6%，几乎陷于停滞。

　　强力政府的争取

　　阜新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金瑛认为，在这段时间内，阜新市对于转型的指导思想有问题，第一是把眼光紧紧盯在工业上，煤炭不行了，就要发展化工、电子；第二是等待国家支持，希望白给一些项目，可是大形势已经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

　　因此阜新转型的呼声几近20年，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2001年5月，阜新市九届党代会召开，新一届班子上台，王琼出任市委书记。正是在这一次换届之后，阜新的转型真正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在起草九届党代会报告的时候，王琼决定把“经济转型”确定为报告的主题，在此之前，国家和辽宁省对阜新的标准提法是“产业转型”。

　　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被确定为阜新“经济转型”的方向。见证了20年毫无结果的转型争论的王金瑛说，转型方向是正确的——阜新历史上就是宜农地区，拥有适合农业发展的自然资源；另外，农业安排劳动力的成本要远低于工业。

　　阜新的转型想法是：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里，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此后5年里，基本建成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区。用9年基本完成转型。

　　根据这个规划，阜新将租用周边12个乡镇农民的8000公顷土地；建设50个农业园区；以及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显然，转型之路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

　　一个并不完全的数据可以大致推测出转型的成本——一个农业园区的建设资金就需要2000多万元，50个即意味着10亿元，而这笔资金只是三大规划中的一项。

　　除了建设的投入之外，阜新的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成本。目前阜新市有下岗失业职工11万多，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可想而知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数目。

　　阜新转型的起步，应该说是当地政府强力争取的结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转型的进展。

　　2001年8月，李岚清到辽宁视察，有关领导汇报了阜新极度贫困的状况。在一次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李岚清用40分钟谈阜新。他说“要把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变成经济发达的城市，在世界上创造个奇迹。”

　　阜新抓住了这个机会。8月31日，王琼和阜新市长姚建平给李岚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阜新对国务院关心的感谢和艰苦奋斗的决心。3天后，阜新接到来自北京的指示，李岚清要在中南海听阜新的工作汇报。

　　12月14日，李岚清在中南海第三会议室里听取阜新汇报。李岚清在听汇报时插话说：“只有你们自力更生，我们才有信心支持你们。”

　　在这次汇报中，阜新提出了向国家要转型试点的要求，得到了李岚清的认可，于是阜新在国阅[2001]76号文件中被确定为全国惟一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

　　2002年2月28日，国家一次性安排资金11.8亿用于沉陷区治理，拨款9亿用于安置三矿破产，细河治理给了4000万，贷款支持海洲露天矿和清河门竖井的改造，并拨付资金改造农村电网等等。

　　应该说，试点城市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商家。一位参与经济转型工作的官员说，阜新现在不断接到来自国内外投资咨询的电话。阜新已经建起15个农业园区和30个专业小区，吸引到上海的大江集团、光明乳业、河南双汇等60多家大型企业。双汇把年屠宰100万头生猪的生产线建在了阜新。

　　经过2002年的转型之路后，阜新市于2003年3月发布了阶段性的成果：GDP增幅为20.4%，增幅居全省第一。如果以上统计数字没有水分的话，阜新经济转型的开局是相当不错的。

　　温家宝图破“矿竭衰城”

　　但是，阜新的发展农业模式，不可避免要在某种程度上靠天吃饭。“今年阜新大旱，前几天才下了第一场雨，全市600万亩土地没有种上，”阜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惠立中说，“因此现在还不到做评价的时候。”

　　不过，中央对阜新转型的重视，没有因为政府换届而改变。卸任副总理一职的前3天，李岚清第三次在中南海召集办公会，研讨阜新转型问题。李岚清告诉阜新的领导：“家宝同志专门和我说起过阜新问题，让我放心，新一届政府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继续搞下去，他们会比我搞得更好。”

　　2003年春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来到阜新，在720米深的矿井下和矿工一起吃饺子。而阜新仍在探索其转型之路时，辽宁省本溪和抚顺两市的官员们正在学习温家宝的讲话精神。他们表示，已感觉到国家很快会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有大动作。

　　6月1日，当全国范围内对非典的战争已初步告捷时，温家宝总理一行轻车简从出现在辽宁省的本溪市和抚顺市。此行，温家宝总理表态，到辽宁什么事也不定，只调研。但在实地调研后，他还是破例确定将抚顺的补助比例提高到60%，并建议省政府补贴20%。

　　而这，仅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步。调研结束后，温家宝总理从九个方面阐述了怎样支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其中，非常引人注目地首次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问题与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提并论。

　　“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温家宝总理说。

　　这位总理当时下达了一系列“军令”：

　　要在一到二个月时间内完成采煤沉陷区治理方案的论证和审批；

　　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辽宁省要立即组织实施，制定具体细则，责任到人，限期完成；

　　这项工作涉及群众利益，必须坚持安全、效益、公正、透明的原则，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中央和省都要增加投入，要真正让普通群众受益。

　　“为此，中央很快会派工作组来辽宁。”温家宝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23期，原题：《拯救50座贫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