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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日渐洋化的时代，一个极“中国”的名字和极“中国”的精神却不断让人记忆和怀念

　　这是一个众人争相互称“约翰”、“玛丽”，恨不得将自己“阿龙”、“赛凤”的中文名字扔进抽水马桶的时代，我们却悄然纪念起一个名叫“李小龙”的人，一些尘封了数十年的老电影和一种不复张扬的民族尚武精神。

　　特别是当街市与银幕上的男人也开始变得妩媚起来，“哈日”、“哈美”这么谄媚的动宾词组竟可招摇过市的时候，这种纪念尤其显得不合时宜，但毕竟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明自省的阵痛期，如果能在民族肌体的血脉中找寻到一种自尊而阳刚的因子，那么一点祭奠英灵的香火依然有其烛照燃烧的意义。

　　对于从小看成龙、周润发电影长大(抑或更年轻)的大陆青年人来说，李小龙其实是一个史前的名字。很少有人真正看全过他的几部代表作：《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而他的英年早逝更使其成为一种青春永在的神话英雄，传奇般地定格在最辉煌的生命瞬间。

　　李小龙曾经让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功夫电影达到四海扬威的无上顶峰，并将这种徒手搏击的中国国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元素，渗入到世界电影语言体系当中。此后沉浮于好莱坞的成龙、李连杰、杨紫琼等人都曾受益于这份独特的艺术遗产，而作为《卧虎藏龙》、《骇客帝国》武术指导而享誉海外的袁和平，更是将中国“功夫”办成一席最受欢迎的美式中餐，让养尊处优的美女娇娃都可以拳脚生风，做足“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打女气派。

　　真正让李小龙在电影文化史上达到比肩于中国式“切·格瓦拉”的价值，不在于由他首创的“截拳道”武功或“李三脚”绝技是否真的天下无敌，也不在于他所主演的几部功夫电影是否达到了传世佳作的艺术高度，李小龙之所以能够在70年代的海外华人世界、乃至美国黑人、拉美裔等少数民族观众中引发共鸣，受到崇拜，主要是因为他所扮演的银幕角色正契合了他们梦想之中“身怀绝技、反抗霸权”的英雄形象——无论是手刃日本武士的陈真(《精武门》)抑或是格杀美国拳师的唐龙(《猛龙过江》)，都彰显了这种弱势群体渴望民族复仇、企盼“救世主”为他们洗脱耻辱的文化心理。

　　小龙一出，百年抑郁的唐人街上自然金狮狂舞，再加上反种族隔离、反越南战争的澎湃民权怒潮正于其时席卷全美，以“武力反抗者”形象出现的Bruce Lee(李小龙)就此成为与古巴游击队或美国“黑豹党”旗鼓相当的文化偶像，“中国功夫”的魅力也开始播撒于五洲四海的穷街陋巷，成为无数贫苦少年强身砺志、誓打天下抱不平的肉身武器与精神寄托。

　　80年代，根据李小龙电影《精武门》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和《陈真》，同样令初识“功夫”滋味的大陆青少年迷狂万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风云，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后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正是透过这些“除奸抗日，我武维扬”的香港电视剧开始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扬。

　　李小龙身故三十年后的今天，全球华人的生存处境与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也逐渐在欧美主流社会找到体面的位置，无须靠武功拳脚安身立命。一种健康的民族与文化自信正取代“义和团”式的保守仇外心理，这无疑使李小龙电影不复当年鼓动风潮的号召力量。但即便是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衣冠楚楚的白领们“与世界同步”的今天，作为中国版“动作英雄”的李小龙仍然有其振聋发聩的文化价值：民族的自尊虽然不再靠比武打擂来勉力维持，但绝非以金钱或绿卡的名义就可以随意出卖。

　　我们的“唐山大兄”还在这个健忘欣快的镀金时代里孤独地徘徊。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朱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