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时节，记者到宁津县采访。适逢当地正在举办全国性的蟋蟀文化节，各地蟋蟀爱好者和玩家云集，蟋蟀市场一派兴旺景象。走访市场，与玩家交流，观看当地独有的蟋蟀文化馆。蟋蟀，这种看似普通的小小昆虫，引发了记者探本溯源的浓厚兴趣。
斗蟋缘起唐朝说
宁津县文化馆专家杨柱山称，中国的斗蟋之风源远流长，成风气应起于唐代，有可能是从某些寂寞的宫女打发时光开始的。该县文化局副局长杨承田则认为，兴于宫中是可能的，但最早肯定来自民间。蟋蟀天性好斗，老百姓在耕作之余，在田间地头就有可能斗起来。
有研究者认为，从唐代开元年间的社会风气看，斗蟋蟀出现在此时是极有可能的。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从李隆基到民间百姓，享乐之风蔓延，斗鸡走狗成风。李隆基喜斗鸡，便在宫中建起鸡坊，定时举行斗鸡比赛。皇帝的爱好常常像瘟疫一样迅速感染整个社会。在这种氛围下，出现斗蟋蟀的游戏，为皇上多一项娱乐活动，似在情理之中。
至于人们是如何发现蟋蟀有善斗习性，并使它发展为一项游戏的，有人设想了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人们看到雄性蟋蟀在交配期为争夺配偶而展开搏斗，于是好奇心驱使他们捉来雄蟋蟀，双双放到一起，让二虫搏斗厮杀。二是当宫女或民间小儿在捕到蟋蟀养在小笼里听声解闷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两只蟋蟀放在同一只笼里，就会出现视若仇敌般的争斗，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引逗，并从中取乐。比较而言，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自然界的野生蟋蟀交配多在晚上，人们可以听到雄性招引雌性的鸣叫声，但不易发现两雄争风吃醋的场面。因为野生蟋蟀选择配偶的机会很多，似乎用不着为此而争斗。第三种可能是，斗蟋蟀一开始就是受斗鸡的启发而产生的。既然皇上酷好斗鸡，又有因斗鸡有方而得宠者，一定会勾起某些嗜利钻营之徒的极大兴趣，他们便在其他禽虫上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蟋蟀的斗性最强，场面最吸引人，于是便将其精心养起来，或作贡品以邀宠，或留作自己闲时玩赏。
斗蟋蟀从发现到普及，其实不需太长时间。一方面斗蟋蟀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本身具有独特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玩养蟋蟀是一件简便易行的活动，既无需多大财力，又不甚劳神，只要从野外捉来，稍加调养，即可摆开战场，这比斗鸡走狗一类的活动更简单。斗蟋之初，是一种纯娱乐游戏，并没有用于赌博。但很快人们发现用斗蟋蟀进行赌博更具刺激性。这为斗蟋增加了“催化剂”，斗蟋活动开始高速发展，至宋代达到相当规模。
杨柱山和杨承田都认为，蟋蟀文化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结晶。其内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斗虫可以展现人的智慧；二是斗蟋有一整套规则，比如斗蟋要称重，如同举重、摔跤、柔道等一些体育比赛一样，要分量级。与此同时，蟋蟀从捕到斗、养都很讲究，需一系列的工具。
传说：皇后化蟋蟀
杨柱山先生称，宁津蟋蟀的出名是从明朝开始的，之前在正史里找不到记载。明宫廷中斗蟋之风盛行，据说明朝时两个官差特地到宁津看蟋蟀资源，为朝廷提供贡品。之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
除中科院昆虫研究所所长吴寄传教授所著、1991年出版的《中国宁津蟋蟀志》外，关于宁津蟋蟀，史书中几无资料可寻，但民间传说颇多，最有名的有两个。
传说其一可追溯到北宋。徽、钦二帝疏于国事，整日沉缅于酒色，挥霍无度。他们花重金建起斗蟋台，亲自为斗胜的蟋蟀封号命名，“金头大将军”、“绿袍大王”、“黑衣大圣”、“紫衣大圣”等。当时东京汴梁(今开封市)的斗蟋市场非常活跃，就连女人、小孩都加入斗蟋队伍。
宋徽宗的皇后是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儿，名叫王敏。王皇后从小饱读诗书，对皇帝不理朝政、整日躲在宫里同嫔妃斗蟋看不下去，多次劝说。皇帝起初还能听进去，时间久了就疏远了皇后。王皇后一番好意却被冷落，很是抑郁，不久得病而亡，年仅25岁。为了继续劝说丈夫觉悟，她变身一只乌头金翅大蟋蟀，经过数次擂台赛，终于来到皇帝身边，终日在其耳边啼鸣“夫君醒来！夫君醒来！”
公元1127年，金兵大破东京汴梁，活捉了徽、钦二帝，宫中之物亦被抢掠一空，一同车装船载运往幽州，其中有一红棚大车上装满镶嵌珍珠、宝石的精致盆罐。行至位于鬲津河畔的临津县(今宁津县)，天气突变，乌云滚滚、雷声隆隆，一声霹雳，红棚车裂盆碎。随着王皇后化身的乌头金翅大蟋蟀的一声鸣叫，群虫齐声振翅高歌，跳进青纱帐里无影无踪了。钦宗见状，凄然泪下，哀曰：“尔等早早逃亡，待到天朝盛世，再让你们拜帅称王。”八百年后，宁津蟋蟀称霸中华，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赛冠军。
传说之二到了清同治年间。当时宁津陈庄的蟋蟀在京城已小有名气。这年，逢慈禧太后生日之际，准备大庆一番。太监李莲英建议增添斗蟋一项助兴，老佛爷很满意。于是，李莲英派两个手下人贾大鼎和郭老福，到陈庄选虫子，并叮嘱要选个大的，成色好的。二人到陈庄后喝斥人们到地里捉最好的虫子进贡。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成色，只记住了“个大的”。当上好的虫子贡上来后，都因“个不大”而没被选中，村民们还挨了臭骂，甚至遭衙役棒打。村中几个捉蟋蟀的人一商量，决心捉弄一下两太监，出出气。于是他们在地里捉到几只特大的雌蟋蟀，把显示雌性的尾巴剪掉，献了上来。两太监一见，如获至宝，装进箱里，运回京了。没等慈禧寿筵开，虫子便献到了李莲英面前。太后听说后，欲先睹为快，让选两只斗斗看。李莲英把两只最大的放在一起，可几经挑逗，不见相战。仔细看时，才知是两只雌的。慈禧顿时大怒，因扫了兴，更因“雌蟋”与“慈禧”同音，大忌。雌蟋上不了场，影射了女人专权之逆。她以为是两个下人故意耍弄她，便下令将他们下狱。
现实：宁津蟋蟀变“金虫”
中国蟋蟀文化南方以江、浙、苏、杭、沪为代表，北方以京、津、冀、鲁为代表。而真正的蟋蟀名产地，当属齐鲁北方大平原。吴寄传认为，山东是蟋蟀王国，而宁津则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因宁津特有的地理位置，土壤种类与生态条件，以及相应的气候因素，常年籽粒品种特性的遗传，使宁津得天独厚，所产蟋蟀兼具南北虫的优点。
宁津地处北方较干旱区的南部边沿，故宁津蟋蟀具有北方虫的坚强斗性与耐力，凶悍顽强，皮厚牙坚，而又具有南方虫的魁梧，头大、项阔、腰圆、体形高厚匀称。在格斗时咬法多样全面，既有南虫的爆发力，又有北虫的体质与咬死不走的顽强斗性。
宁津蟋蟀中最出名的是大青翅子。大翅子在蟋蟀中为异形福相，是蟋蟀中的佼佼者。一般地区翅子的产量极少，可称百里或千里挑一，在北方如北京，几百条蟋蟀中也找不出一条翅子。而在宁津，如果当年雨水好，翅子的比例能达到5%，个别村子，出翅子比例更是高达8%。宁津翅子的皮色以大青翅为主，其次为紫翅子，麻头与黄翅子相对少见。宁津翅子能咬善斗，咬法多样，灵活且有后劲，多出将军。有人用宁津翅子出战，十有八胜记录。宁津蟋蟀近年来多次在全国大赛中夺冠。杨承田说，全国大赛中的名虫中，宁津蟋蟀至少占到3成。
每年立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蟋蟀爱好者涌入宁津，捕捉、购买蟋蟀。这也成了当地农民增收的“金虫”，一只蟋蟀少则几元几十元，多则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过万元，在柴胡店镇就流传着“二月富万户，一厘值千金”的说法。据估算，蟋蟀每年为当地带来近亿元的收入。在市场上，记者看到，一只品相较好的蟋蟀，动不动就是一两百元。
近年来，宁津县先后建起了四个蟋蟀交易市场，为外来购虫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建成了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馆内收藏蟋蟀罐216对，各类蟋蟀用具39种，蟋蟀标本71个，以多媒体动画、浮雕、圆雕、展板、名人字画等形式进行展示。
相关链接：“蟋蟀宰相”和《促织经》
除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南宋太师平章贾似道是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当时蒙古人进攻中原，形势十分危急，但贾似道却置国事于不顾，仍然在陪着群妾斗蟋蟀玩乐，可见其何等昏庸。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
抛开贾似道为政的功过不讲，单就他对蟋蟀的痴迷来说，确有值得称道的东西。他对蟋蟀不仅是玩玩而已，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写的《促织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此书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几部分，对蟋蟀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蟋蟀谱》、《促织经》，几乎无一不是以贾氏《促织经》为蓝本，除了内容上稍有增益，体例上没有什么突破。
贾似道的《促织经》前有一段《促织论》，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蟋蟀专论。作者首先探讨了人们玩斗蟋蟀的原因，主要在于蟋蟀虽为“微物”，却有“似解人意”的灵性，尤其是二雄相争的“英猛之态”，是其他小生物所不具备的，而这正适应了寻胜猎奇的“人之所好”，故君子“取而爱之”。接着，他又通过对斗蟋蟀历史的考察，进一步说明这项活动之所以受到公子王孙，乃至庶民百姓的喜爱，是有其必然性的。另外他对蟋蟀的生活习性、品种优劣、调养医病诸问题也有精辟的见解，并认为这些是在决斗中取胜的关键。
从贾似道的《促织经》中可以看出，斗蟋蟀的技艺至南宋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基本上脱离了初期的质朴状态，开始由简单的“游戏”向“艺术”过渡，并由此而始，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融入了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当然，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建立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贾氏《促织经》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在斗蟋蟀游戏相当普及的社会基础上，总结一代又一代玩家的心得体会而成的，是无数人情趣与心血的结晶，充分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蟋蟀的认识水平。例如关于蟋蟀的种类，在外行人看来，除大小及色泽稍有差异，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在《促织经》里，仅体色就分为青、黄、红、紫、黑、白；而红又分为真红、水红，青又分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虾青、蟹青等。而且人们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是有密切联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再如虫具问题，《促织经》里经常提到“古旧大盆”、“下盆”、“盆窝”，说明当时已改为用土盆饲养蟋蟀。由金玉牙笼改为土盆，当然不是因为朴素，而是对蟋蟀生活习性认识上的提高。(戴玉亮 搜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