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调查:过半与城里人缺乏接触

　　在一份20页的“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的调研报告”里，团天津市委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16岁以上的“张三”勾勒了一幅肖像——

　　如果这个农村户口、名叫“张三”的年轻人是在天津打工，那么“张三”最有可能是个24岁以下的小伙子——只要考虑到，天津目前有209万农民工，其中男性140万，而且低于24岁的占到了67.9%。

　　“张三”倾向于形容自己为“城市的打工者”，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张三”是这样想的。他自认为仍是农民的可能性不到三分之一，把自己当成城市工人的可能性则不到五分之一。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沿海大城市里，“张三”不得不省吃俭用。工资低是打工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张三”总是频繁地失去或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都不算理想。在他身边，签了劳动合同的工友只占一半，而且有4成被拖欠过血汗钱。将近一半的人不清楚自己是否拥有社会保险。

　　多数时候，“张三”会觉得“心理压力大”。但他只能找同事或老乡排解郁闷。在他的工友中，与城里人“很少接触”或者“基本不往来”的，超过一半。只有15.7%的人表示与城里人“经常接触”。

　　假如“张三”有了孩子，忧愁也会随之而来。他比谁都盼望儿女跟城里孩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真正地融入这个城市。

　　这就是“张三”。在一份20页的“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的调研报告”里，共青团天津市委权益部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张三”勾勒了一幅肖像。

　　在2011年的天津市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之前，团天津市委书记刘道刚、副书记白凤祥将把这份报告交给当地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他们认识一下这位“张三”。再通过“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让“张三”把自身的需求直接说出来。

　　中国各地有超过两亿的“张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超过总人口的16%。

　　不能说农民工参与意识差

　　调查问卷设定了45个问题，既有“您能否领到加班工资”、“您现在的交往或结婚对象”，也有“您在天津是否参加过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或者政协委员的推举”。

　　“我们更关心他们有没有比较通畅、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主持调查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贾义猛说。

　　“张三”有话该说给谁？调查发现，政府部门出台了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但在寻访中，将近90%的“张三”对此一无所知，超过90%的人不知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

　　“他们表达利益的渠道存在，但这里面存在落差。”贾义猛说，从进步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比如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学会了上网发言。但也存在渠道虚置的情况——有渠道，但没有被使用或使用不足。

　　贾义猛说：“你不能说是农民工参与意识差。只要有这个渠道，有这个机会，他肯定参与，特别是关于切身利益的问题。”

　　天津市西青区26岁的团干部刘海洋切身体会到了“张三”们的参与意识。团西青区委在本区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有一次，刘海洋来到西青开发区的一处“蓝领公寓”。这个公寓住着上万名女工，外号“万女公寓”。

　　在乡镇干部的陪同下，刘海洋早上8点左右在公寓门口发放问卷。但姑娘们都躲着他走，以为这是散发小广告。

　　“万女公寓”的管理员阿姨赶紧喊了一句：“这是来听你们反映具体问题的，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反映。”

　　话音刚落，姑娘们围了上来。200多份问卷很快没了。

　　他记得很清楚，这些平均年龄比自己还要小的姑娘，填得特别仔细。现场只有两张桌子，她们趴在桌子角上，围了一圈，也有人趴在露天的台阶上。

　　“我感觉她们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现在就是缺少反映诉求的渠道。”刘海洋说。

　　他们都很愿意说，而且谈的问题没有禁忌

　　调查小组的张翔博士到建筑工地和小饭馆里寻找“张三”，他发现让他们说出心里话并不费事。

　　“他们都很愿意说，而且谈的问题都没有什么禁忌。”张翔说，也许是因为平常没有人听他们说这些话。

　　张翔也只有25岁。在工地上，同龄人会直截了当地跟这位陌生访客聊收入的多寡，聊结婚的打算，聊房价的涨跌，也会感慨“在天津找个女朋友很困难”。

　　一位已经嫁给天津人、在这里安家的饭店女服务员对张翔说：“女孩子在天津要是能安个家，挺不错的。”

　　无衣食之忧的张翔，对“张三”的困顿印象深刻。他感慨，他们六七个人打个通铺，而100多号兄弟“只有一个水龙头”，衣服也都是那样“随随便便就穿起来了”，有时候还会碰到拖欠工资，拖欠了又不知去哪儿打官司。

　　“原来我们分析户籍制度还是在理论上，这次真真切切感觉到了户籍制度给他们带来的障碍。”张翔说。

　　在最后形成的调研报告里，他们是这样写的：“制度障碍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最关键的障碍。制度障碍中最核心的是户籍制度。”报告中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大工程，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体制性障碍。

　　我觉得我得融入这个社会

　　贾义猛认为，在既存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团中央实施的“面对面”活动激活了既存的青少年利益表达渠道，一定会有所作为。

　　调研之后，团天津市委权益部副部长王秋菊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现状的“不满足感”非常明显。他们不只要赚钱养家，还要长本事，还有更多的追求。团组织很难直接解决民生问题，但在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白凤祥告诉记者，调研也得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信息。比如天津市在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居住证制度、子女受教育问题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也得到了农民工的肯定。但农民工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事，需要更多的努力。

　　他说，团组织将向党委与政府反映情况，也将通过“面对面”活动形成提案议案。团天津市委2010年建立了3186个非公有制经济、新社会团组织，覆盖了大量的农民工，提供了很好的组织保障。还将在“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开通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热线；联合多个部门对他们开展培训，不仅培训工作技能，也有礼仪、美容美发培训——让“张三”在这个城市里掌握谋生本领，也学会更好地生活。

　　27岁的卢蒙就是一位“张三”。他把自己称为“资深的打工仔”，但他最近失业了。

　　他设想的幸福生活是：“我有一个房子，有稳定的收入。我和妻子每个月能剩个一两千块钱，衣食无忧，开心快乐。孩子们茁壮成长。我是比较理想化的。我的欲望不是很高，安定、和谐。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希望能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小家。”

　　这个不认为自己是天津人，甚至对天津也谈不上喜欢的“张三”，打算一直留在天津。他说：“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我得融入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