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27年始终致力于雷锋精神的宣传,并自发组织召开了11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一项针对年轻网民的调查显示,有54.64%的人表示,“如果没有人提醒,不会记得雷锋纪念日”,24%的人认为雷锋精神“已经过时”——
【特别报道】“雷锋”不能只是个传说
2010年12月29日,上午10时,北京市丰台区,两栋略显陈旧的砖红色建筑不起眼地竖在路旁,一楼被红红绿绿的出租房招牌包裹,霓虹灯静静地旋转着,却很少有人驻足。就在这栋大楼五层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全国性会议——时隔4年,民间自发组织的第十一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拉开了帷幕。
一张巨大的红色背景板上,年轻的雷锋被金色光芒笼罩。主席台上坐着的没有现任领导,开幕式上没有锣鼓喧天,更没有媒体云集。100多名来自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解放军、公务员、农民代表聚在一起,用三天时间就聊一件事——“怎么学雷锋”。
借钱办会
狭小的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在这个空间里,满头白发的田永清少将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每个人都衣着朴素,听众时不时在红皮本上做着笔记,有人甚至背上了印有学习雷锋的绿色军用挎包,志愿者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上世纪60年代的绿军装套在身上。在这里,“雷锋”是提及率最高的热门词汇。
“上世纪六七年代,人人都抢着学雷锋,你6点起床打扫卫生,我就5点半起,你把地扫一遍,我就扫两遍。”田永清觉得,如今,有三类人最应该“学雷锋”:学生,富翁,公务员。
“有人问我,是学中国的雷锋,还是学外国的比尔·盖茨,我说都要学,热心助人、回报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田永清的一番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坐在一旁的乔安山偷偷抹去了眼角激动的泪水。
“1983年3月3日,第一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有146人参加;第二次是1989年12月8日,在共青团中央会议室……人最多的是2005年2月28日到3月2日的第九次会议,在河南邓州市,连开五场有6373人参加……”主办会议的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秘书长何朝海,对于27年来的前十次全国军民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如数家珍,但这次会议却是人员最少、规模最小的一次。
据志愿者张国霞介绍,前十次的学雷锋经验交流会都由政府承办,资金有保障,但这次会议没有找到合适的承办单位,资金紧张,规模只好缩减。
2010年10月中旬,何朝海陆续接到来自全国的电话和信件,甚至有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要求开学雷锋经验交流会。
恰逢国家领导人作出“大力宣传和弘扬郭明义先进事迹”的指示,何朝海觉得是个好契机,“4年没开了,好歹让大家聚在一起,为宣传雷锋精神鼓鼓劲”。于是,他决心再办一次全国会议,地点就选在北京。
然而,参会代表的食宿、参观费用、书刊报纸都需要花钱,资金从哪里出?何朝海与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七拼八凑了2万多元,又向一家企业借了2万元,算是把会议撑了起来。不过,元旦以后就得还钱。
这个靠4万元搞起来的全国会议,吸引了不少知名人士:雷锋生前最亲密的战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原型乔安山,被誉为“军中儒将”的田永清,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团长宋清梅,毛泽东侄女毛小青……
但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迫使主办方必须缩减参会名额,许多省市只有1名代表参加。
“雷锋家族”
“如果没有人提醒,你还记得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吗?市场经济下,雷锋精神究竟是进步了、倒退了还是异化了?”2010年3月,上海某媒体联合搜狐网曾在雷锋纪念日做过一项调查。在参与投票的4146人里,有54.64%的人表示,“如果没有人提醒不会记得雷锋纪念日是哪天”,72%的人“不会在3月5日专门去学雷锋”,63%的人在受到帮助或帮助别人的时候没有称赞或被称赞为“活雷锋”,24%的人认为雷锋精神“已经过时”。
雷锋班、雷锋团、雷锋村、雷锋学校、雷锋车队、雷锋邮局……乔安山自豪地说,这些以雷锋命名的地方和那些致力于学习雷锋、宣传雷锋精神的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雷锋家族”。
但毛小青无奈地发现,在这个“雷锋家族”里,“上年纪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来自‘那个时代’的老人对雷锋有深厚的感情,但传承雷锋精神的年轻人还有多少?”
上世纪60年代的雷锋精神还适合21世纪的中国吗?当记者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雷锋班第四任班长曲建文脸色涨红,“见到他人临危挺身而出,撸起袖子给陌生人献血,在公车上给老人让个位,给孤残者捐出100元……这些何尝不是在学雷锋?”
这位68岁的老兵一辈子致力于宣传雷锋精神,大儿子18岁就被送到部队雷锋团当了5年普通士兵,孙女从幼儿时期就知道有个“雷锋爷爷”,无论走到哪个城市,他都不厌其烦地讲述学雷锋标兵们的故事。他始终坚信,“雷锋精神凝结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是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永远不会过时。”
对此,乔安山也深有同感。2007年的夏天,乔安山应邀到香港连做两场学雷锋报告。有一天,活动临近尾声,一位老先生忽然冲上前台,抢过话筒喊道:“朋友们,我身上流着大陆同胞的血,我被‘活雷锋’救过命的……”
原来,几年前老人曾到大庆参观,途中突然胃出血,是大庆工人献血救了他的命。老人忽然转身,一把抓住乔安山的手,生涩地学着东北腔,“见到雷锋战士,老亲切了!”
每当回想起这次经历,乔安山都感到热血沸腾。他觉得,40多年过去了,雷锋精神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一位来自河北的参会代表还是忍不住提出了纠结在心中的困惑:“我的孩子不知道雷锋是谁,不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老师不再留与学雷锋有关的命题作文……没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难道‘学雷锋’就结束在我们这一代吗?”
“年轻人不是不学雷锋,只是他们学习和工作太忙,我们老年人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应该带头多学习、多宣传,带动更多人。”乔安山脸上掠过一丝无奈。
重振雷锋精神
美国《时代周刊》曾称赞:“雷锋品牌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已经喊了47年。漫长的岁月,漫长到足以让一种传统根深蒂固,同样也可以让一份美德慢慢消失。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80后、90后中,他们对“雷锋”的形象并不清晰,对“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理解也退化成为在固定时间与空间内做出的一种“姿态”。“雷锋叔叔3月来,4月走”变成了“3月5日来,6日走”。绝大多数人认为,在雷锋纪念日拿着扫帚去扫大街、到养老院看看老人就是学雷锋,而且这种行为“很傻很天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260余万个学雷锋小组,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已有3.82亿多人次的青年和其他公众为社会提供了超过78亿小时的志愿服务。那些年轻的志愿者让宋清梅、乔安山们看到了“雷锋传人”的希望。
有关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学雷锋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明显的政治行为转变为社会公德范畴,从“忠于革命”到“助人为乐”。时代性、政治性淡化之后,学雷锋的形式也在改变,更贴近老百姓需要,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而成了民众自发和社会组织号召的公民行动。无论救灾、支教,还是陪伴孤寡老人、照料残疾儿童,都在传承一种源自雷锋的朴素美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传承雷锋精神也得与时俱进,方法需要升级换代了。”随着交通枢纽的建成,连云港新浦汽车总站第十五任站长韩秀平感到苦恼,原先以便民为目的的平板“雷锋车”即将“下岗”,日后如何“为人民服务”需要另辟蹊径。
何朝海表示,将在2011年1月和3月召开两次雷锋精神论坛,专门探讨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为传承雷锋精神寻找到更适合当下情形的途径。
而更多人认为,民间举办交流会、研讨会只是一种前瞻性的探索,而要真正改变社会上日渐淡漠的“学雷锋”状况,还需要有关部门出手,“如果由国家召开宣传雷锋精神的全国性大会,宣传效果和影响力将更加深远。不能让‘雷锋精神’只是个‘传说’。”参会的一位学雷锋标兵这样说。(郑莉)
参与互动(0) | 【编辑:马学玲】 |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