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流浪十几年得热心人帮扶终与家人团聚(图)

　　流浪了十几年的小锁日前找到了亲人,幸哉!

　　小锁的背后,跟他一样,仅从广州少教所出所的就有上千流浪少年,谁来帮他们解开身世之锁？谁来帮他们办张身份证？

　　春节快到了，小锁好想回家。

　　他花了15年啊，浪迹大半个中国，终于在2011年1月找到了亲人。

　　5岁，他开始流浪，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连家在哪儿、父母叫啥都不记得。15岁，他因困苦而失足，进过少教所，出所后靠着力气干杂活糊口。

　　可是这几年，他只能打“黑工”，因为办不了身份证，不能体面地把积蓄存进银行，不能大方地买张彩票做个中奖梦。为了能堂堂正正做人，他需要找到亲人，证明自己的身世。

　　日前，广州一群好心人帮他解开身世之“锁”。但在小锁的背后，还有成千个从少教所出来的流浪少年，亟待解决身份障碍，展翅新生。

　　没合法身份

　　他只好打“黑工”

　　不知换了多少份工作，不知道用了多少假名字；遇到查证件，不知进了多少次派出所……

　　“你姓什么？”

　　“我姓suo。”

　　“怎么写？”

　　他摇摇头。

　　“是线索的索？还是所以的所？”

　　“我不识字，好像是锁门的锁。”

　　2004年，在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工作的干警张清友第一次见到小锁，没搞清他到底姓什么。

　　也难怪。

　　流浪十几年，谁还会记得5岁前的生活？

　　从记事起就开始讨饭了。他依稀记得自己是安徽人，父亲早亡，母亲改嫁。讨饭的日子，睡在街边、天桥下，用旧报纸、旧衣服当棉被取暖。

　　从河南河北，一路流落到广州。一个自称是安徽老乡的男人对他嘘寒问暖，给他吃、住，还教他学“本领”。小锁失足，进了广州市少教所。

　　1年的改造中，他认识了很多好心人，让他有了重新做人的信心：出所后靠劳动赚钱。

　　干警张清友给他介绍第一份工作，在朋友的餐厅送外卖。干了没多久，小锁碰到“憋屈事”。

　　一天，店里一位客人遗失手机，主管经理怀疑是他偷的。小锁说看到是负责清洁的阿姨拿走了，主管经理又责怪他乱讲话。

　　“我明明说的是真话，为什么要受批评？再说，凭什么怀疑我呀？”他和主管吵起来，一走了之。

　　离开后，小锁才发现拥有一份工作不容易。

　　“人家招工都要看身份证，我拿不出来。”他只好打“黑工”。

　　5年来，不知换了多少份工作，不知道用了多少假名字。

　　更麻烦的是，一遇到查证件，他就得进派出所交代情况。

　　“关于我进出派出所的记录档案，加起来能有一个人高吧。” 小锁无奈地笑。

　　“问起我的身世，我说不清楚，只能编故事。”

　　“展翅计划”

　　遭遇身份证难题

　　寻亲，不易；办身份证，不易。可没有身份证，流浪儿就业和生存，面临重重障碍

　　廖陵儿，年过六十的老人家，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的会长。

　　为了小锁的事，她曾绝望地痛哭。

　　“我们基金会从2005年起携同广州市少年宫、广州市少教所开展‘展翅计划’，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失足少年进行在所帮教、出所后跟踪帮扶。”

　　就这样，她和小锁结缘。

　　“认识小锁时他还未成年。5年来，他一直因不清楚自己的户籍，无法领取身份证。加上他没有文化，就业、生存的种种问题难以自己解决。”

　　在廖陵儿和安海波等热心人帮教的流浪失足青少年中，很多孩子跟小锁一样。“我们多次找司法局、少教所沟通探讨，也找过公安部门咨询，还找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材料，倡议解决少教所出所流浪少年的身份障碍问题，都没下文。”

　　“帮小锁寻亲很难，因为连他的姓氏、年龄都难确认。在少教所，他自报姓suo，一位进所义教的肖老师帮他查《百家姓全览》，查到姓suo的只有‘索’，大家就以为他姓‘索’了”。

　　廖陵儿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还有热心人猜测：是不是来广州后，被叫“傻仔”，粤语的“傻”与普通话的“索”同音，未必就姓索。

　　“我就想，他在广州住了好几年，能不能在广州落个户呢？”

　　去年10月份，趁着全国人口普查，廖陵儿带着小锁跑遍了相关部门。

　　“居委会让我找派出所，派出所让我找民政。跑了一次次，还是没法登记。上头说，应该从下面反映上去；下面说，我们解决不了，找上头去。”

　　廖陵儿处处碰壁。

　　“因为这个事情，我曾经幻想自己能有大把钱，又有权力。”廖陵儿感叹，有钱呢，可以为小锁这些孩子办学校，补偿从小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还可以把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让身在福中的孩子了解他们，让更多人关爱他们。

　　“有权呢，能赶快解决这些孩子的户籍，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有机会自食其力。”

　　找到家了!

　　安徽涡阳县

　　老子的故乡。一帮热心人为他的幸运庆幸，也为不像他那么幸运的流浪孩子忧心

　　两个月前，在公益人士的聚会上，廖陵儿说起伤心事，参会的冯世锋决定尽点力。

　　在广州难落户，那怎么办？恐怕还得解开小锁的身世。

　　线索非常模糊，冯世锋经过和小锁几次细致对话，初步判断姓“锁”的可能性比较大。查阅大量资料，根据小锁隐约记得有回民的习惯，基本上把地区圈定在安徽亳州市涡阳县，老子的故乡。

　　冯世锋通过安徽的朋友，辗转找到涡阳县一个姓锁的小伙子，又找来各镇地图去核实，经过当地派出所、村干部的帮忙，终于在今年1月初确认义门镇菜园村前刘园曾经走失过一个姓锁的孩子，父母的情况跟小锁一样，家里还有亲人在。

　　1月10日，小锁在广州和二大爷、姑姑通了电话。

　　“喂，你是二大爷啊？”小锁怯怯地问。

　　“是，你还记得我吗？我叫啥？”

　　“不记得啊，我连爸妈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你怎么不讲老家话？”

　　“不会讲了，毕竟出来那么久。”

　　“那你记得什么啊？”

　　“我记得小时候放风筝，把妹妹(二大爷的女儿)的鞋子搞丢了，你用擀面杖打了我一顿。”

　　“这事你都记得！这么多年咋不回家啊？”二大爷很激动。

　　“我找不到家，不知道在哪儿，连做梦都想回家。”

　　……

　　姑姑哽咽地说，他们也找了小锁十几年，从没放弃，前年还来过广东，没能找到。姑姑还问小锁：“有没有娶媳妇啊？过年回来吧，一家团聚。”

　　这几天，廖陵儿高兴地帮小锁张罗回家，她担忧———

　　没身份证小锁怎么买火车票回家？回家后能不能顺利办上身份证？户籍会不会因为失踪多年而被注销？那些不像他这么幸运的流浪孩子，又该怎么办？

　　“他们随时都可能成为犯罪后备军，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份问题愈发困扰着他们。工作、就医、婚嫁、保险等等生活基本问题没有任何保障。”

　　廖陵儿向羊城晚报记者倾诉，我们除了能够用爱心给他们多点信任，让他们解决暂时起码的温饱，还能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就被一张小小的身份证终生限制在社会的边缘吗？

　　王晓云 宋金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