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民工就业：从“候鸟式”趋向“稳定就业”(2)

　　人到中年

　　这个春节，外来务工人员高洪过得比较开心，经过十年的努力，春节前，他在石家庄城乡接合部买了一套房子，付了十万元的首付，让妻子和孩子有了家。年近四十的他十分满足，在亲戚开的饭馆里，他特别拿出了衡水老白干来喝。

　　酒过三巡，他已有了醉意，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向桌上的亲戚询问：“听说国家出了《劳动合同法》，你们能不能帮我问问像我这样的怎么能给签个合同。”

　　他目前在一家省属公立医院的食堂做厨师，虽然已经干了5年，没有任何人跟他提合同的事，他知道，这个单位是给机关服务的，不会差他钱，可快要四十岁的他现在想的是自己的未来。没有合同，意味着他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医疗、工伤保险，至于如何养老，他想也不敢想。

　　他的一个妹妹高萍在北京，一个弟弟高星在衡水，他们兄妹三人，分属三地，年龄都已35岁上下。

　　像他们这样逼近四十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已经熟悉了城市生活，不愿选择回乡，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完全接纳这些异乡人。

　　春节期间，记者接触到了他们三兄妹的故事，他们看似寻常但又曲折的经历，折射出四十岁左右中年农民工融入城市，尚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一

　　妹妹高萍是仓促间要决定和丈夫一起在商场门口做倒卡生意的。因为她太需要钱了，她想让在老家的孩子能够上大学，不再像她一样。

　　她已经36岁了，之前在商场给人看皮鞋柜台。她在老家读到了高中，高二的时候就已辍学，当时在农村，女孩子读到高二就已经很不容易，成绩不突出就得寻出路。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新一轮市场经济高潮，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

　　她不想种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她来到北京，在亲戚的帮助下，在一家棉纺厂当临时工。工资虽然是临时工的标准，但工作却比正式工的更辛苦。

　　她长年累月地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黑夜，蜗居在一个破旧的宿舍里，由于饮食不规律，总上夜班，她熬坏了自己的胃。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在北京的大街上，她停下车子，蹲在路边哇哇吐，直到昏厥。

　　路过的一位北京工友将她送到附近医院，还替她垫付了医疗费用。2000元的医药费对她来说就是天文数字。病养好后，她是分2年还给人家的。她一直记着那位工友的好，直到现在，每年春节她都会去看那位好心的北京工友。

　　住院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当时的工作是帮别人倒卖摩托车。两个人在前门附近找了一间平房住下，这个平房是她丈夫一个哥们儿的，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房租。

　　由于严重的胃病，高萍辞去了棉纺女工的工作，在西单一个商场柜台找到了一家皮鞋柜台卖皮鞋，在那里，她告诉别人自己是北京人，丈夫也是。因为她盘算着，说自己是外地人，在这里无依无靠的会受气。“那真是不一样，我说自己是北京的，很多人对我说话客气多了。”

　　在柜台上，她一站就是一整天，一个月工资1500元左右，倒卖摩托的生意最终被相关部门取缔。丈夫到北京火车站当卸货工，一个月也1500元收入。他们的屋子里点着炉子，晚上回来用煤油炉做点饭，偶尔，去小饭馆吃一顿。

　　每天，她们就这样简单而忙碌地生活着。可是，伴随年龄的增长，她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她做梦都想把老家的孩子带到身边，可这是绝对不现实的事，没有学校可以接收，因为没有户口，更关键的是，他们没有精力去管孩子。于是和很多打工者一样，他们把孩子放在老家让父母照看，每月往家邮寄生活费。

　　转眼，他们都已经35岁左右，面对家里老人生病，孩子上学，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他们越来越发现，虽然自己生活在这个城市已经10多年，这个城市距离他们却越来越远。“攒不下钱，钱越来越不禁花。”

　　钱没有攒下，年龄却不断增长，两个人都过了35岁，这个年龄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下岗。因为她丈夫越干越觉得力不从心，而皮鞋售货员也倾向于招收年轻的女孩。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原来从没想过的问题，一道道地压在他们身上，这个城市似乎从来没想过给他们这样的人留足空间。

　　近些年，压力越来越大，很自然地，他们想回去，到离自己老家不远的衡水市买房子，虽然是城市，但房价比北京低很多。虽然十几万元的房款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但“起码有个盼头。”

　　为了尽快攒足这十几万，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他们想到倒卖消费卡。之前就有人要拉他们去干，可是她们总觉得不正当，植根于农村自然经济的传统教育告诉他们，靠力气吃饭是天经地义，投机取巧是要吃大亏的。但是面对生活的各种重压，他们已顾不得太多。

　　这个春节前夕，他们分头加入了倒卡的队伍。虽然经过多次治理，倒积分卡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但相比之前的工作，他们认为目前的收入还不错，高萍甚至认为：“自己干这个干得太晚了。”

　　偌大的城市里存在着很多边缘职业，号贩子、票贩子、卡贩子……只是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多少个“高萍”……

　　二

　　高洪之前离过一次婚，现在的爱人也是石家庄下面所属农村的。没有技术与学历，他曾想做生意，但却一无所获，人接近中年，还是决定学一门手艺。于是进入饭店后厨开始学厨师。

　　一家家小饭店开了又关，他也一次次失业。中间还在街头卖过羊肉串，都没赚到什么钱。虽然是家中长子，他从来没想过回去。从他记事开始，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再艰难，他也决定坚持在城市里，事实上，村里也没什么青年人了，像他这么大的人都在外面打工，留在村子里的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还有越来越空的房子。

　　这次回去，他把自己家里的小院收拾了下，三间瓦房是他父亲结婚时收拾出来的，他的父亲因为患肺癌去世，父亲的疾病也让这个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经济重创。在衡水的弟弟将母亲接去居住，如今这里已经人去屋空，仅仅是10年前，一到重大节日，这里还是一大家人围在一桌吃饭，可如今整个村庄已经渐显萧条。

　　5年前，终于有一个机会让他进入一个正规的医院食堂做厨师，这个工作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欠薪，也不会失业。当然，也没有人能给他保证什么。经过生活的磨砺，高洪这个原本拙朴的农村后生渐渐学会了城市的一些“生存之道”。逢年过节，他会备上几瓶好酒去看食堂的主管，因为他知道，这是决定他命运的人。

　　工资一年一年涨，但是他却日益焦虑，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自己的儿子年龄也越来越大。虽然石家庄已经取消了户籍制度，但在这里上一所好学校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同样，他们也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于是一直将孩子送到妻子老家读书，理由是“那个学校有亲戚教书有人照看，不会学坏。”

　　孩子成绩却不很好，今年面临初中毕业，两人根本管不过来，虽然他打心里想让孩子读大学，不要和自己一样，但又担心如果他还是考不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就等于打水漂。

　　看着孩子拿回来的成绩单，他对自己的儿子喊道：“你是想干活还是读书，想读我供你，想干活就把你送到技校，我听说了，现在不缺大学生，缺干活儿的。”

　　孩子的教育，自己的养老……处处都是问题，他也面临着留在城市还是返乡的选择，虽然喝醉后他总是会说：“我家里还有10亩地，大不了回去种地。”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可待在城市，他还不知未来会怎样。

　　三

　　相比哥哥和姐姐，弟弟高星相对顺利很多。他的职业是美发师。他和哥哥姐姐一样，对于土地的热情远没有自己的父母高。目前，他将妈妈接到自己身边，虽然他妈妈总是惦记着家里的几间瓦房和几亩地，但高星是绝对不会去种地了。他已经将大队里分给自己家的地租给了别人。

　　他们家的新“宅子”在1992年建起来的时候很是风光了一阵，组合家具与缝纫机一应俱全，还安装了农村当时并不多见的“灯管”。屋顶是水泥的，而不是木梁，后来那灯管上慢慢织起了蛛网，原来刷白的墙壁也渐渐变成了烟灰色。再之后，房子开始渗水。

　　他的妈妈总是惦记着家里的房子与土地，是因为她总觉得高星的城市生活面临着各种不安全因素。在她眼里，只有土地与粮食是最安全的东西。每过一段时间，她都要回家拾掇拾掇，也总不忘与老亲戚和邻居走动。她总觉得这个根不能断，她担心城市不会完全接纳自己的孩子。

　　本来，按照家里的设想，是让高星读大学，但他成绩不好，于是家里亲戚凑了些钱让他去读了技校，毕业后他到了邢台一家小厂做工，没多久厂却倒闭了。

　　原本对干体力活没兴趣的他用自己攒的一些钱自学了美发，从此当上了理发师，他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美发店，这个梦想在今年春节终于实现。

　　他和妻子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盘下了一家门脸房，于是他成为了这个家族多少年来第一个“老板”。为此他感到很自豪。

　　高星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他从来没想过回去种地，即使他很现实地没有选择去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选择石家庄这样的省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到衡水这样的二级城市，“是城市就好，不能回家种地。”

　　他们的老家，一个数百人的自然村，村口标志性的大槐树已经日显干枯，池塘几近干涸，很多楼房已经破旧，村小已经消失，村里的孩子们都集中到镇上或县里的学校读书。这个村里的人越来越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将年青人带离土地。

　　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村子就会消失，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像高家兄妹这样的亿万农村人，在城市能否活得更有安全感，而城市能否像这沉默了几千年的农村土地一样向他们张开怀抱……(戴明阳 崔如意 车辉)